一早就接到警方电话，核实地点、时间、作案者的装束，丢失的钱数、钱包的尺寸和式样。几天后，还是这一套问答，然后那边挑剔出几处微小误差，到我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才饶我。
我有个感觉，警察不完全相信我；他们觉得这事有蹊跷。终有一天，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摊开一大本相片簿，每一页都密布着人脸。警察让我努力，把少年从中认出来。我根本记不清他的脸。那种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肤色都是相片不能记载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动作和声音体现的，没有这两样，我一无线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叹了口气。
“你估计他多大？”
“十八，或者十九。”
“头发呢？”
“黑的。很正常的头发，特点就是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种魔似的温存。能这样说吗？不能。我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别把气氛造得色迷迷的。“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他穿一件样式简单的夹克，牛仔裤大概是从“盖普”买的。很正常，却又有什么在他内里，与这正常拧着。我讲不出。别说用英文，用中文，用我写小说的笔，我也讲不出。用语言形容感觉，像用笊篱舀汤，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这样对拜伦说的，在我不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
每当我不决定结婚，拜伦就会从西部飞来。他怕我从“不决定结婚”变成“决定不结婚”。我带拜伦这个好孩子到一个爵士乐酒吧。他是真的好，非常正常：赞成死刑，容忍同性恋，温和地反战，马路上亮红灯，即使是空荡荡的马路，他也坚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绿灯。来酒吧这样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种施舍态度：对我，也对这里面的整个阶级。
进酒吧前，我在谈一个月前的那次抢劫。他没听出什么不一般来。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干吗我那样失魂落魄地去讲。
酒吧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人了。一个少年独坐一张桌，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我拉拉拜伦，却没有告诉他与我在以目光较量的是谁。拜伦规规矩矩等人来安置我俩。我的眼却像上了子弹的枪一样指住他。他也像进入了枪的瞄准距离的任何猎物，一动不动。
少年坐在这强劲的气氛中，纤长的手指捏了只酒杯，为着心里一个阴谋浅笑着。他微低头啜一口酒，眼从低处往高处看我，脸显得更尖削，显露出狐狸般的俏丽。
拜伦说：“走吧，没位子，别家看看去。”
我已经开始往他的桌前走，就这么走过去，坐下了。坐下才发现拜伦和我一同面对他。拜伦似乎还问了句：可以坐吗？他说当然，请。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睑的启合决定着他整个面容的阴晴。他有着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梁，嘴唇抿严时，像条愈合的伤口。他的肤色无光泽，像女人套在深色丝袜中的皮肤。我在辨认他，记忆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会再迷失。
根本听不见拜伦在跟我说什么。心在狩猎，又静又狂喜。只要他动，我就喊。你动一动试试。这么多人挤作一团的时候，人人都会变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动了，起身朝门口走，身体的某个部分在合爵士乐的节拍，使他的步态带一点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门口，我却一丝儿动作和声音也没有。太意外了，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似的。
一个黑人爵士乐歌手开始唱，拜伦转过脸去尊重她的表演。拜伦有很多“尊重”，包括刚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宁。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会遇到他了。我他妈的这份浓烈的遗憾是为没擒住他还是为再见不着他？
少年却又回转来。他竟敢回来，手里还拿了枝发黑的玫瑰蓓蕾。他把这枝值十元钱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为我买花去了。贿赂我？他明白先得贿赂拜伦。
他问拜伦：“可以吗？”语调姿态的柔弱谦恭感动了拜伦，他对我笑笑，为我骄傲似的。
谜一样的氛围却仍在我和少年之间，拜伦以为他也参加进来了，其实那仅仅是谈话。他俩谈经济，谈教育经费的缩减，谈中东局势，也谈暴力电影。
他说：“这些电影都是有‘暴’无‘力’，因为内心都没有动作！”
拜伦温和地与他争论，始终是“让你三步棋”的微笑，带蔑视地欣赏着他。
窄窄的小桌上一块蓝红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这少年握住了。那手还在得寸进尺地，愈来愈完全地占有我的手。他已扳转了俘与被俘的关系。我知道挣脱他并不难，但能否挣脱自己对他不可理喻的恋想，我无把握。我对自己变得如此无把握；对自己会在这样的偷欢中沦落到哪一步，我全无把握。令我绝望的是，我是这样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这样难以救药的缺陷。
少年走了不久，我们也离开了。
街口，一个鲜花摊子上的墨西哥女孩扯住我，用不连贯的英语嚷，说我的花是她的。
“狗婊子养的，抢了花一下就跑没了……刚才又回来，对我道了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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