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
伪装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地啰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作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本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落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擀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儿，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
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Party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毋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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