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玛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是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曼，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曼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曼说，别喝了。小曼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小曼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曼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曼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曼如何，那是欺负小曼。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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