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卡波蒂都常常用一些颇具创意的昵称，既有“宝贝”、“亲爱的”和“心爱的”，也有“小心肝”、“亲亲小羊”、“我美丽的玉兰”和“称心梅”。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与书中大多数人都有过风流韵事。而实情虽然不那么耸人听闻，却也非常有趣。他就像一个渴望宠爱的孩子，毫无保留地爱着他的朋友——他也一遍一遍地这样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给予同等的回报。在他与安德鲁·林登之间，性的关系绝无可能，但他在写给林登的信中说：“今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爱，一醒来就想起你，并希望今天不是星期天，那么起码还可望有封信。”谁能拒绝如此热情的表白呢？
对于敌人，卡波蒂的口舌就像刺客的匕首一般犀利尖刻，毫不留情。但是他不给自己的敌人写信。他只写给朋友，他对他们始终慷慨大度，几乎像一个圣人。当他们取得即使是一点点成就时，他总是不吝溢美之词；一旦他们遇到挫折，他总是给予安慰，并提供帮助和钱财，哪怕他自己手头拮据。不过，如果有人背叛了他，他也就绝不饶恕。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曾全力帮助过一位住在纽约的得克萨斯作家威廉·戈因，二十五年后，当戈因的妻子请他为她丈夫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版写一篇好评时，卡波蒂就建议她去看看戈因对《蒂凡尼的早餐》一书所作的轻视乃至鄙薄的评论，以便明白她的请求“是多么可笑”。“在你朋友创作生涯的初期，我对他一直友好帮助——他的回报却是彻底的背叛（就像对凯瑟琳·安·波特和他以前的情人斯蒂芬·斯宾德一样）。”
对朋友热情，喜欢八卦，性格开朗——这都是卡波蒂的特点。几乎直到最后，他还是一位志向远大严谨敬业的作家。“如今，成为艺术家完全是出于一种信念，”他告诉一位朋友，“你从中所能得到的唯有艺术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写这些话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在那时，他就立志要加入福楼拜、普鲁斯特、詹姆斯和福克纳等作家的神圣行列。在交付他的第一部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前，他在写给兰登书屋编辑罗伯特·林斯科特的信中说：“这最后几页啊，字字都呕心沥血！”而对一位敏感的年轻作家来说，林斯科特则是一位理想的编辑，总是热情鼓励，但觉得必要时也会提出批评。卡波蒂在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草竖琴》开头几章得到赞扬时，给林斯科特写信说：“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而当林斯科特对小说的结尾表示失望时，卡波蒂又深感沮丧。“我无法忍受，你们都认为我的书写砸了，”他说。
事实上，卡波蒂是他自己最好的评论家，对自己的作品与对别人的作品一样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致《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的信中，他说自己写完了一篇作品《俄国革命的女儿》，但完成之后才意识到“它没有很好地跟上节奏”，必须重新修改。后来他将其彻底放弃。“我好像对那篇作品失去了信心，或者起码是觉得我没有能力为之，”他告诉肖恩。对所有的作家——不管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者——来说，他的书信肯定具有教育意义和鼓励作用。但是我想，即使不是作家，从中也同样能够受益匪浅。
“好的书信不在于传达信息或者令收信人开心，”里顿·斯特拉奇写道，“偶尔也可能达到这两种效果，但其根本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个性。”本书收录的书信证明了斯特拉奇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它们传达了信息——大量的信息——并且往往还旨在令人开心。但尤为重要的是，它们表达了一种十分开朗豁达、对为人要严肃这一公认法则不以为然的个性，这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表达的东西。
杰拉尔德·克拉克
2004年4月1日
纽约州布里奇汉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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