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美英两国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藏品中，都可以找到杜鲁门·卡波蒂的书信。收藏量最大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其收信人包括阿尔文和玛丽·杜威夫妇、卡波蒂的密友之一安德鲁·林登、他的高中老师凯瑟琳·伍德和《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这里还有一部分卡波蒂写给他父亲阿奇·珀森斯、他长久的伴侣杰克·邓菲以及纽约州北部艺术家和作家社区“雅都”的主任伊丽莎白·艾姆斯的信件。第五大道图书馆的管理员们热情友好地为我提供了以上书信的复印件，在此我谨致谢忱。
还有相当数量的卡波蒂书信也可以在纽约市找到。我想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所给予的帮助，该图书馆收藏有卡波蒂致兰登书屋的信函，包括写给他长期的责任编辑罗伯特·林斯科特以及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本内特·瑟夫的信件。卡波蒂写给里奥·勒曼的信最后都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我想感谢斯蒂芬·帕斯卡尔，他正在整理勒曼的文稿，但允许我先睹为快。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收藏有卡波蒂写给唐纳德·温德姆的数十封书信，而特拉华大学图书馆则收藏了他写给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的信件。温德姆和布里宁与卡波蒂多年交往甚密，所以我很感激以上两家图书馆关注了我的请求。还有一部分重要信件——卡波蒂致塞西尔·比顿的信——收藏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图书馆，我很感谢该学院图书管理员乔纳森·哈里逊的帮助。另有一些数量不多的书信收藏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史密斯学院（卡波蒂致牛顿·阿文的信件）、杜克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亨利·E.亨廷顿图书馆。我给许多其他机构的图书管理员写过信或打过电话，了解他们是否拥有我可以收录的信件。结果我得到了好几十封，如果我在这里没有一一列出，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所有的人都鼎力相助，几十位图书管理员让我受益良多，尽管他们全都从事着一份默默无闻的职业。
私人收藏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信件。玛丽·露易丝·阿斯维尔的家人让我看了卡波蒂写给她的许多封信。已故的凯瑟琳·格雷厄姆为我复印了她手里的信，还有理查德·艾弗顿、珀尔·卡津·贝尔、唐纳德·卡利文、彼特·杰尔、沃尔德马·汉森和肯尼斯·希尔沃曼也一样。还有人指出了可能的渠道，提供了不同方式的帮助，他们是：斯比罗斯·安德里欧普洛斯、史蒂芬·M.L.阿隆森、卡罗琳·博拉斯、简·布莱恩、乔伊和迈克尔·布朗、威廉·巴克利、凯伦·库克、安东尼·克劳福德、大卫·法尼斯、威廉·格雷斯、凯特·古杨法尔奇、格雷格·约翰逊、威廉·米格罗、诺曼·梅勒、迈特·罗迪斯、杰弗里·史沫尔顿、安妮特·塔珀特和雨果·威克斯。
本书的编辑工作与杜鲁门·卡波蒂财产委员会合作进行，该财产委员会由卡波蒂的执行人阿兰·U.舒尔茨监管，在此我也向他谨表谢意。他支持但不干预，这是一位编者所能得到的最好帮助。兰登书屋的责任编辑为本书提出的建议总是合理明智，让我受益匪浅，但对于收录哪些信件，则全由我自己负责。我也感谢兰登书屋团队的许多成员，包括达娜·艾萨克森、凯西·芮维奇、劳拉·戈尔丁和文森特·拉·斯卡拉，感谢他们的幕后支持。像以往一样，也衷心感谢我的经纪人海伦·布兰，使我有机会承担这项复杂的工程。
最后，我还要感谢三个人，他们为本书的问世付出了十分辛勤的劳动。史蒂芬·凡尔尼在初期负责联系图书馆和了解信件的收藏下落。芭芭拉·夏尔维一边认真判别卡波蒂那有时难以辨认的字迹，一边用打字机打了几百封信件；她还为许多脚注做了调查研究。埃德蒙·米勒也打了几百封信件，并承担了许多其他重要工作；他就像一位优秀的侦探，对于信中提及的哪怕是最鲜为人知的人，他也不可思议地能够查清相关信息。在此我向他们三位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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