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据说卡波蒂留给人世最后的话是：“是我，我是巴蒂。我冷。”
“巴蒂”是他小时候，姨婆苏克喊他的名字。自从《冷血》一九六六年出版，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黑白主题庆祝舞会之后，卡波蒂就再没写出过一个长篇。漫长的余生里他酗酒，嗑药，放浪形骸，上电视大放厥词，写文章揭名流的短，直到得罪光了人，超速搞丢了驾照，幻觉发作，脑萎缩。一九八四年，卡波蒂五十九岁，深居简出，最终死在洛杉矶，他的老朋友琼妮·卡森家里。琼妮说，卡波蒂最后的遗言是：“是我，我是巴蒂。我冷。”
卡波蒂生于一九二四年，他出生时母亲莉莉·梅·福克才十七岁，杜鲁门四岁时母亲与他的生父阿库里斯·珀森斯离异，之后将他留在亚拉巴马跟着自己娘家的亲戚珍妮·福克住，而自己则跟第二任丈夫，古巴商人约瑟夫·卡波蒂一起住在纽约。珍妮和姐姐苏克都是老小姐，珍妮当家，是个强势的大家长，是她力挽狂澜，让这个南方家族没有彻底衰败，而苏克·福克，则智力和情感终生未达到成熟，她爱做蛋糕，爱做草药，与小卡波蒂是好朋友。
《草竖琴》里的多莉，就是以苏克为原型创造的人物。事实上《草竖琴》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来自卡波蒂真实的童年。苏克有个独门秘方，制作药水治疗浮肿，她每年都做这种药水，直到六十二岁。珍妮想给这个药水申请专利，后来又想把秘方卖给厂商，但苏克都不答应，坚持到把这秘密带进了坟墓。
《草竖琴》的叙述者，男孩柯林·芬威克父母双亡后，被韦莱娜和多莉两个老小姐姨婆收养，跟黑人女仆凯瑟琳一起生活。现实中苏克和妹妹因为浮肿药水秘方的争执成了小说里矛盾的起点，冲突之后多莉、凯瑟琳和柯林一起离开了家，躲进了树林里一间古老的树屋。后来又有一位退休法官和另一个边缘少年加入，他们一起组成了小小的流放者团伙。这几个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树屋里度过了一个心灵交汇的夜晚，却发现韦莱娜发动镇上的权威人士组团追杀他们来了。
对抗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一声意外的枪响伤了一个人，却也唤醒了众人——尤其是多莉和韦莱娜姐妹——的理智，认识到这种对抗的毫无意义。多莉他们回了家，旧的秩序恢复了，新的友谊建立起来，生命按照自然的节奏向前走，有人逝去，有人成长，离去，只剩墓园边上一片火红的印度草絮絮地讲着他们的故事。
《草竖琴》是卡波蒂走向成熟的一部作品，与他的成名之作，同样自传体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比较起来，那种美国南方特有的哥特式阴郁和古怪几乎消失不见了，就像苏克也许给了卡波蒂一生最为温柔阳光的陪伴，《草竖琴》的气氛也温柔醇和，时常幽默诙谐，故事讲得非常抒情。即便是暴力的场面，畸零的人物，生离死别，也仿佛透过印度草的歌声，变得悠远，好像隔着晨雾的朦胧美。
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卡波蒂时常会受到批评，说他根本没有虚构故事的能力——的确，连《草竖琴》里的树屋都是真的。姨婆珍妮家后院里有棵很大的核桃树，树上有座三十年代建造的树屋。树屋很华丽，有柏木结构的古董旋转楼梯，铁皮屋顶，里面居然还有张藤沙发。当年卡波蒂经常跟他的姨婆苏克，或好朋友奈丽·哈珀·李——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一起待在树屋里。
卡波蒂少年时很不适应学校生活，以至于老师怀疑他智力不足，但专业人士测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个少年天才，智商超群。后来这位虚构能力欠缺的少年天才作家给自己发明了一种文体：非虚构小说。他耗费几年时间跟踪追查一桩灭门惨案，从受害者到凶手的身世背景，凶案发生到审判，做了严谨记录，终于成书《冷血》。卡波蒂这位炒作高手，为了庆祝这本皇皇巨著的诞生，在纽约的广场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以黑白为主题，明星齐聚，华丽无比，直至今日，仍是时尚史上最著名的派对之一，风格为无数人所模仿，试图复制。
卡波蒂身高只有一米六一，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直言不讳，少年时美得精致玲珑，一张颠倒众生的照片招来毁誉无数。他声音尖利，言谈举止迷人又做作。从《草竖琴》到《蒂凡尼的早餐》，随着一部部新作面世，从百老汇到好莱坞，他是出尽风头，成为许多名媛淑女的“闺（gay）蜜”。
早在一九五八年前后，他就计划着将他在名流圈中观察到的东西写成作品。这部吆喝了好多年的《应许的祈祷》他终生没有写完，只在一九七五和七六年，在《Esquire》杂志上分别刊出了两章，其中一章的故事，暴露了一位权重名媛兄妹失败的家庭生活，导致卡波蒂为上流社会所排斥。七十年代后期，卡波蒂进进出出戒毒中心之余，继续得罪人，说话不算数，虽减肥整容试图重振士气，最终还是自毁倾向占了上风，倒在毒品和酒精门下。八十年代，他只能偶尔保持清醒，到一九八四年他因为肝癌去世之前，只有几个短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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