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1946）
这座城市，这些房屋和窗户，这些蒸汽升腾的街道，是一个神话；对任何人，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不同的神话，是一尊神像的头部——交通信号灯如同眼睛一般眨动，一边是柔和的绿，一边是嘲弄的红。这座岛屿，犹如钻石冰山漂浮在河水之上，称之为纽约也好，抑或别的名字也罢；名字几乎不重要，因为只要是从别处更大的现实中来到这里，人们就只是在找寻一座城市，一个隐藏自我、迷失自我或是发现自我的地方，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在梦中，你会证明自己也许毕竟还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值得爱的人，而并非像你当初坐在门廊上，看着一辆辆福特汽车疾驰而过时所想的那样，并非像你在计划寻找一座城市时所想的那样，只是一只丑小鸭。
上周两次见到嘉宝，一次是在剧院，她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另一次是在第三大街的一家古董店。十二岁时，我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和变故，所以经常待在床上，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一部戏剧，该剧将由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来担纲主演——在随剧本寄出的信中，我就是这样描述嘉宝小姐的。但是，那部剧和那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忿忿不平，一直难以排解，直到那天晚上，我的心猛然一动，认出了旁边座位上的那个女人。我惊讶地发现她居然那么娇小玲珑，那么明艳动人：正如罗兰·麦克基弗所说，就连在那些你通常以为不会显现出色彩的线条上也流淌着颜色。
有人问，“你觉得她到底是不是个聪明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简直荒谬至极；说实在的，谁在乎她聪不聪明呢？只要能有这样一张面孔存在，显然就足够了，尽管嘉宝本人肯定为拥有这张面孔而承担的可悲责任开始感到后悔。说她希望孤独，也并不可笑；她当然就是这么想的。我猜那是她唯一一次不觉得孤独的时候：如果你走上了一条孤独的路，你总是会带着某种愁绪，而人们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悲悲切切。
昨天，在古董店里，她逛来逛去，专心致志地端详各种物件，却并不对任何东西真正感兴趣，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我想不妨去跟她搭个话，要知道，那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那一瞬间过去了，谢天谢地，她很快就出了店门。我走到窗边，目送她迈着大大的、轻快的步伐，沿着黄昏中青灰色的街道匆匆走去。到拐角处她犹豫了片刻，似乎不确定要走哪个方向。街灯亮了，强光如变戏法般突然凭空在街道上造出一面光秃秃的白墙：风儿吹拂着她的衣衫，嘉宝，孤身一人，依然是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女人，嘉宝，一个象征，朝白墙径直走去。
今天与M共进午餐。对她，你还能怎么着呢？她说钱终于花光了，只要她不回家，她的家人就绝不会伸出援手。挺狠心的，我想，但我告诉她我觉得她别无选择。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她不可能回家。她属于那种转眼间就被纽约不可救药地困住的人，那种有才的庸人；既太过精明，无法接受小地方的气候，又不够精明，无法在自己深切渴望的环境里自由呼吸，所以只好在纽约这个社会的边缘焦虑不安地勉强维持。
唯有成功，而且是处于危险巅峰时的成功，才能带来解脱，但对于缺乏技艺的艺术家而言，永远是无从缓解的紧张和无法诞生杰作的焦躁。如果追求成功的压力不是那样巨大，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他们觉得必须证明点儿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层，对其中的敏感者来说，对其中有能力去作一番尝试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阶层的语言越来越贫乏，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立刻为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如果文明坍塌了，那些继承者在废墟中找到的会是金钱吗？还是一尊像、一首诗或者一出剧？
这并不是说世界欠M或者任何人一种活法；唉，就她的现状而言，她很可能写不出一首诗，或者说写不出一首好诗，不过她仍然很重要，她的价值不能仅以平常的真理尺度来衡量，她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不是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成就地从晚逝的青春走向早到的中年。
街边有一家收音机修理店，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名叫乔·维达利。初夏时节，他的店铺门前出现了一块写有“黑寡夫”字样的奇怪招牌。另外还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敬请留意本橱窗上关于黑寡夫的信息”。于是我们左邻右舍的都暗暗琢磨和期待着。几天后，橱窗上添加了两张发黄的照片；大约拍摄于二十年前，照片上的维达利先生高大健壮，身穿及膝的黑色泳衣，头戴黑色泳帽和面罩。照片下方打印的字解释道，当年朝气蓬勃时，乔·维达利曾是洛克威海滩的游泳健将和救生员，而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耷拉着肩膀、眼神忧郁的收音机修理工。
他提醒我们继续留意橱窗；过了一周，我们的等待有了回报：维达利先生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条幅，宣布黑寡夫即将复出。橱窗上有一首诗，标题为“乔·维达利的梦想”；诗中讲述了他多么渴望重新劈波斩浪、征服大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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