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中明灯】
（1980）
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场婚礼；新娘让我和一对宾客——罗伯茨先生和罗伯茨太太从纽约一起开车过来，这两人我此前都没有见过。那是四月的一天，天气寒冷，在去往康涅狄格州的途中，罗伯茨两口子——这对刚刚四十出头的夫妇看起来挺随和——虽然不是那种你愿意与之共度一个长周末的人，但总归还不至于太糟。
然而，在婚礼招待会上，烈酒的消耗量极大——我得说，三分之一都是我的这两位司机喝的。他们是最后离开宴会的人——大约在晚上11点的样子——我陪他们的时候，得十二分小心才行；我知道他们喝醉了，但不清楚他们醉到什么程度。我们已经开了大约二十英里，车在路上左右穿行，罗伯茨夫妇用最不可思议的语言辱骂着对方（的确，这个场景就和《灵欲春宵》里的一模一样），罗伯茨先生转错了方向，在漆黑一片的乡间小道上迷了路——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一再请求他们，到了最后是乞求他们停车，让我出去，但是他们完全只顾着相互抨击，而忽略了我的存在。最后，车终于自己停了下来（暂时而已），因为擦到了树干。我趁机从车的后门里跳了出来，跑进树林。此时，这该死的车已经开走，只留下我孤身一人在这片冰冷的黑夜中。我确信我的两位东道主绝对不会想我；苍天在上，我也不想他们。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凄风冷夜，受困在此可不是件什么好玩儿的事情。我开始往前走，希望能走到高速公路。我走了半个小时，连一户住家也没有看见。然后，就在路旁，我看见一座有门廊的小木屋，窗户里点着灯。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廊上，往窗子里面一看：一位老太太正坐在炉火旁看书，她的白发很柔软，脸圆圆的，慈眉善目。一只小猫蜷坐在她的大腿上，还有几只在她的脚边酣睡。
我敲了敲门，她开门的时候，我牙齿打着寒颤地对她说：“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我出了点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电话，好叫辆计程车。”
“哎呀，”她笑着说。“恐怕我没有电话啊。太穷了。不过请进来吧。”我进了门，走进一间惬意的房间，她说：“天啊，孩子。你都冻僵了。给你来杯咖啡吧？或者来杯茶？我还有一点儿威士忌酒，是我丈夫留下来的——他六年前去世了。”
我说来一点威士忌就再好不过了。
她去取酒的时候，我烤着火，眼睛扫视了一下她的房间。这个快乐的地方有六七只各种各样的猫，看上去都是些流浪猫。我看了一下凯利太太看的那本书的书名——凯利是她的名，我是后来知道的：简·奥斯丁的《爱玛》，奥斯丁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凯利太太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杯冰块，还有一瓶波旁威士忌，瓶子上落满了灰尘，瓶里还剩四分之一的酒，她说：“坐吧，坐吧。能有人来陪我，可不是什么常事儿。不过，我有猫咪做伴。对了，你在这儿过夜吧？我有一间漂亮的小客房，已经好久没有等来客人了。到了早上，你可以再去高速公路，搭一辆去城里的车，等进了城你就可以找一个汽车修理站修车了。那边离这儿大概有五英里的路程。”
我不禁把心中的疑惑说出声来：她怎么能住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既没有交通设施，也没有电话；她告诉我说，她有个好朋友，是个邮递员，帮她解决所有购物的需要。“阿尔伯特。他非常可爱，待人真诚。但是他明年马上就要退休了。他要退了，我可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哦。不过山不转水转，兴许会有个好心的新邮递员哩。说说看，你是出了什么事儿？”
我跟她把实情讲述了一番，她很忿忿不平地回答说：“你做得太对了。那个人哪怕只是啜了一杯雪利酒，我都不上他的车。我丈夫就是这么没的。我们结婚四十年，四十个幸福的年头，就是因为一个醉驾的司机把他撞倒，我才失去了他。要不是为了我的那些猫……”她轻轻地抚摩了一下在她腿上打着呼噜的橘黄色小花猫。
我们在火炉边就这样聊啊聊，直到后来，我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我们聊到了简·奥斯丁（“啊，简。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读过她所有的书，读得太频繁，都能记住了”），还聊到了一些世人景仰的作家：梭罗、薇拉·凯瑟、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阿加莎·克里斯蒂、雷蒙德·钱德勒、霍桑、契诃夫、德·莫泊桑——她是个思想内涵丰富的善良女人；智慧点亮了她淡褐色的眼睛，就像是她身旁桌上闪烁的小灯。我们聊到了康涅狄格州严酷的冬天，聊到了政客，聊到了遥远的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出过国，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去的地方会是非洲。有时候我会梦见那里：青山、热浪、美丽的长颈鹿、四处走动的大象”），还聊到了宗教（“当然，我就是信天主教长大的，可是现在——说到这点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我的思想开放了。或许是读了太多书的缘故吧”），聊到了园艺（“我自己种菜，把它们装进密封罐中保存；这是必须的”）。最后：“我这样喋喋不休的，你可别见怪啊。你不知道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快乐呢。可现在已经过了你睡觉的点了。我知道我也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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