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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