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1922年），郁达夫回国，告别了生活了十年的日本，实际上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关系郁达夫文学生涯的事情，那就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论战。
事情起始于1922年5月11日，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茅盾）从《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三十七期起连续三期以笔名“损”连载《〈创造〉给我的印象》，对郁达夫的《艺文私见》等文提出发批评，并逐篇评论《创造》季刊创刊号中的各文。这次的论战被茅盾分为四个阶段，多少有点个人恩怨，但实质上还是对文学的作用产生了分歧。
文学研究会由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等人发起。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主张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
而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把文学看做是自我表现的形式，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以及日本“私小说”等多方面影响，带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
另外，同年9月17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发表《编辑余谈——骂人》一文，指责郁达夫和创造社其他成员“浅薄无聊”，引起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的一场笔战。这场论战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
一
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只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沉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灰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的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沉沉，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息。
“还早哩！”
我的半年来睡眠不足的昏乱的脑经，这样的忖度了一下，将还有些昏痛的头颅仍复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马厅的大自鸣钟的时候，心里忽而起了一阵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虽看不清那大自鸣钟的时刻，然而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时间的迟暮，八点钟的快车大约总赶不到了。．
天气不晴也不雨，天上只浮满了些不透明的白云，黄梅时节将过的时候，像这样的天气原是很多的。
我一边跑下楼去匆匆的梳洗，一边催听差的起来，问他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镶金的钢表，在东京换了酒吃，一个新买的爱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现在只落得和桃花源里的乡老一样，要知道时刻，只能问问外来的捕鱼者”今是何世？”
听说是七点三刻了，我忽而衔了牙刷，莫名其妙的跑上楼跑下楼的跑了几次，不消说心中是在懊恼的。忙乱了一阵，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觉得终究是赶不上八点的早车了，心地倒渐渐地平静了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脸，换了衣服，我就叫听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车来，送我上火车站去。
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车到杭州，还要在清流的江上坐两点钟的轮船。这轮船有午前午后两班，午前八点，午后二点，各有一只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轮船由江干开往桐庐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我便可到家，与闺中的儿女相见，但是今天已经是不行了。（是阴历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过夜，但是羞涩的阮囊，连买半斤黄酒的余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更能忍此奢侈。我心里又发起恼来了。可恶的我的朋友，你们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该谈到这样的时候才回去的。可恶的是我自己，我已决定于今天早晨走，就不该拉住了他们谈那些无聊的闲话的。这些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话？这些话也不知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几个人愁眉蹙额的聚首的时候，起先总是默默，后来一句两句，话题一开，便倦也忘了，愁也丢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来了，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总还是这几句话：
“世界真是奇怪，像这样轻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国的偶像的。”
“正唯其轻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么东西？连抄人家的著书还要抄错！”
“唉唉！”
“还有XX呢！比XX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誉反而更大！”
“今天在车上看见的那个犹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真大得爱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来的那本《彭思生里参拜记》，你念到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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