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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的机遇：1884—1894
撰文：马勇
在马建忠看来，中国学西方，不能单纯地只学其器物；西方富强，也不是单纯凭借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一定有其背后的制度因素。类似马建忠这样的思想，自甲申至甲午10年间不绝如缕，而遗憾的是，知识人的建议并不被朝廷接受，直至甲午战败，清廷统治集团方才明白自我陶醉的所谓“同光中兴”只不过是一场虚假繁荣，清帝国的未来有待于从零开始，重新起步。
咸丰末年，因通商条约的修改，英法曾于1858年、1860年两次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其结果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一方面使中国丧失了一些权利，另一方面，中国因这些条约不得不向外部大幅度开放，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路。短短十几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后发优势”让中国获得了迅猛发展：从零起步，中国构建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国力也有极大提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周边环境却在恶化，1884年中法两国为越南前途大打出手，中国迅即陷入困境。
战略调整
1884年4月8日，清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召见御前大臣、六部尚书等，旋以明发谕旨宣懿旨：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尤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唯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
基于如此考量，懿旨宣布：
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著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两级调用。
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唯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懿旨指出：“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
“旧人”恭亲王奕等退出军机处等重要机构，暂且接替他们的为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他们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稍后，又任命刑部左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第二天（4月9日，三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又发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申易枢”，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慈禧太后一生中的第二次“政变”，恭亲王奕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清廷政治由此开启新一轮调整。
恭亲王奕是咸丰帝六弟，也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在1861年“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恭亲王奕齐心合力，扳倒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所谓“顾命八大臣”。此后，恭亲王奕的权力虽然起伏不定，但就其大略而论，他就是清帝国二把手，只是在同治帝亲政那几年，他的权力略受影响。
恭亲王长时期处于权力顶端，是清帝国政务近乎最后的拍板者，因而他不可能时时事事都与嫂子慈禧太后完全一致，叔嫂间有某种心结事所难免，不足为奇。但如果仔细追究恭亲王在“甲申易枢”被免职的原因，更多的不是他们叔嫂间的矛盾，而是之前一系列政治决策失误。
就史实而言，“甲申易枢”的契机为五天前（4月3日，三月初八日）盛昱的一份弹劾奏折。盛昱出身宗室，此时为詹事府左庶子，正五品，他的这份奏折引发清代中晚期一场重大政治变故。但这份奏折在盛昱所编文集中并没有保留，在《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官方文书中也不见踪影，后因吴相湘留心搜寻，得以在故宫档案中发现，因而现在有可能据此分析“甲申易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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