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对于清廷派军帮助镇压内乱，自然应是多加感激的。然而清廷迫使大院君下台，对朝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干涉，这绝不是朝鲜希望看到的。许多朝鲜人士都有此矛盾，国王高宗也不例外。
但对此朝鲜政府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朝中有倾向依附清朝的声音，也有强烈反弹的声音。最终政局终于走向党派对立。但党派的划分刚开始也并非黑白分明，毕竟壬午军乱结束后不久，恐怕谁都对清军都是好恶参杂的。
由于在货币发行和大规模借款等改革事业上受挫，朝鲜的少壮政治家愈加焦虑了起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属于急进改革派。他们认为妨碍改革的正是消极保守的亲清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清朝势力。这样，党派对立的局面愈加不可收拾。最终，金玉均等人恃仗日本势力，鼓吹要夺取实权，这就是1884年末的甲申政变。
在这一时机策动政变其实与中国周边的军事情势大有关联。此时正值中国和法国在越南北圻发生势力争端，双方在河内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最终引发战争状态。此即清法战争。
先是1884年4月末，清朝加强在北京周边的防备，并将壬午军乱以来驻扎在首尔的部队召回本国。对于朝鲜的改革派来说，这时正是减弱清廷军事压力的千载良机。
更何况清法战争中，法国海军在南方连连取胜，清朝的军事情势不断恶化。不难想象金玉均等人会认为不可错失良机，应当机立断实行政变。
袁世凯的登场
然而清军并非全数从首尔撤军。有一半约1500兵力仍留在现地，而且还要训练和指挥在地的朝鲜军。而其中一人便是时任参谋的袁世凯。
1884年12月4日，在洪英植任总办的邮政君开局祝贺晚会上，拉开了政变的帷幕。改革派利用日本公使馆一个中队的兵力近水楼台，先将国王移至景祐宫，并杀伤守旧派的政府要人，宣称成立新政权。
到此为止，局势与金玉均等改革派以及支持他们的日本方面的想法应是并无二致的。然而密切注视这一形势的袁世凯并没有袖手旁观。他拒绝简单妥协，决然要与日军作战。
袁世凯收集四方情报，确认朝鲜国王的安泰，接受政府的出军请求，说服上官吴兆有，亲自率领1500名部队攻向王宫，与150名日本军对阵枪击战。清军在宫中保住了国王，又袭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往日本国使馆的40多名日本人。
这一敏速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政变方的恐慌和混乱，这一政权未到三日便崩溃了。12月7日，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主谋者乘坐汽船逃出仁川，与一把火烧掉日本公使馆逃亡长崎的竹添进一郎公使同行，亡命日本。洪英植被杀，他的同党也遭禁闭。这样，清廷的势力在朝鲜半岛独步一时，而袁世凯对此功不可没。
英俄
甲申政变实质上是清朝与日本的武力冲突，因此善后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也都要在中日两国之间讲和解决。于是1885年4月18日，清朝全权代表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缔结了《天津条约》。
这一条约中定下的只有三条。首先，日清双方在朝鲜的军队“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其次，朝鲜的军事教官要从日清以外的国家派遣；最后，如果朝鲜发生内乱，“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
这样简单的条款，被称之为“条约”，可能都有言过其实之嫌。然而双方从4月3日开始在天津前后开了七次会议才最终达成共识。造成这种交涉难局的原因，是清朝希望保留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而日本却坚持“相互主义”不愿让步，两者之间难以调和。
无论如何，甲申政变还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解决。清朝虽看似占了优势，但其实却和日本在条件上变成了大致对等的地位，可谓让步不少。负责谈判的李鸿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对甲申政变进行善后。中国国内的舆论虽然一贯强硬，但是鉴于中国仍与法国胶着对战，是不可冒两边作战的危险的，也因此要避免与日本完全决裂。再加上就朝鲜半岛本身而言，事态也已极其严峻。在天津日清谈判过程中，朝鲜政府内部已出现向俄罗斯靠拢的动向。暗中策动的是朝鲜政府的外国人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他计划从俄罗斯招募军事教官，并秘密与俄罗斯接触，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他的目标并非仅在招募军事教官，而是要将朝鲜纳入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以俄之力与清朝势力对抗。
话说穆麟德本是受雇于清朝的德国人，是李鸿章为了防止日本的势力扩大特别任命并派驻首尔的。他与金玉均等人敌对，在甲申政变中也依照李鸿章的意思极力打压金等人的党派。
然而穆麟德本人却并不赞同清廷的做法。他对清朝过度干预朝鲜而深感不快。他认为把朝鲜从清朝势力中解脱出来才是正当且有利的举动，因此策划与俄罗斯密约。这对提拔他的李鸿章来说，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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