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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相识之际，她已有理由被视为俄国头号女诗人，而他只是一个急追猛赶的无名新手。第一部诗集《黄昏》（1912）让阿赫玛托娃一举成名，随后便是名称和外观同样简朴的第二部——《念珠》（1914）。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刚开始写作。她的一切都比他更早——早一年出生，1907年发表处女作，1911年已经小有名气，1922年写下了代表作，1940年实现了幻觉一般缠绕着她的早年构思……早在1918年，她对新政权就不抱任何幻想，帕斯捷尔纳克却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在1938年即已创造出新的风格、《安魂曲》和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三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才通过别列捷尔金诺组诗摸索出一套新手法。她总是处于领先——有时不太多，有时相当明显；作为古米廖夫的妻子，阿赫玛托娃属于他那一代——“1913年的一代。”帕斯捷尔纳克年龄比她略小，正像未来派比阿克梅派略为年轻，尽管二者与这两个流派的关联，纯粹是相对而言。但心理和“文学”年龄的差异、各自所属的时代，决定了他对她的热情加崇敬的态度——偶尔过分夸张，近乎揶揄。
曼德尔施塔姆并非随意地写道，阿赫玛托娃的诗“即将成为俄国伟大象征之一”。这种室内的、“隐秘的”抒情，从第一个词语开始便独具魅惑，发出强有力的悲声，明显过于庄严和哀伤，以使读者能用希望聊以自慰，仿佛谁的爱方才破灭：世界轰然崩溃，承受它的垮塌也应像承受爱的分离那样，不为所动。1915年，涅多勃洛沃首次表述了阿赫玛托娃诗歌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并将其上升到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阿赫玛托娃说他的短评“解开了我的生命之谜”。从她最初的诗作即可看到，她的哀哭或冷漠不仅是为个人的命运，一场大火灾的反光投射于她的抒情：她的坚忍与淡泊，既是个体命运的预见，也反映着未来灾祸的普遍意识，而她青春时代爱的悲欢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并未超出淬炼和预演的范围。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与心爱之人离别的预感、末世的期待、面对情人和上帝的负罪感，均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而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好像处于“那些平静、晒黑的农妇们谴责的目光”下，处于那屹立在贫寒土地的巨型石人的注视下；阿赫玛托娃比别人更早感受到这内在于自身的目光，或许是因为，她更早地感到了自己的罪过：“在这里我们都是酒徒，浪荡子/……那正在跳舞的女人，/必将下地狱。”
从始至终，她的全部诗作都体现着两种悲剧情结的交融：一方面是先知般挥之不去的个人正确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牢固的罪错意识、一切灾祸理应如此且无可避免的意识；正是这种痛苦的交集，让那些对阿赫玛托娃不怀善意的人们一再说起她的两副面孔：修女和荡妇。后来，日丹诺夫的报告也借用了这两个形象，报告的评析部分即是源于1910年代的粗俗小品文。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根本不曾为此类解读提供了口实，因为用肤浅和厌恨的眼光来看，她的罪错意识无异于正确性的意识，许多人更愿意从中看到的不是悲剧，是姿态。正是这种交集，也预先决定了阿赫玛托娃的主要抒情特征——她的叙事性；将共同的罪孽和共同的悲剧归之于个人的体验。俄国知识分子视为罪的悲剧集合体的那一切，在阿赫玛托娃那里无不具有个人的、隐幽的特点，但这并非对有过或未曾有过的背叛之悔罪，而是意识到自己注定的毁灭。是的，我们是酒徒和浪荡子，但并非因为，我们在简单肤浅、令庸俗之人感到可亲的意义上纵酒、放荡：毋宁说这接近于曼德尔施塔姆所云：“有一种劳动的放荡，它就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注定毁灭，而不是相反。
我们已经了解到，帕斯捷尔纳克试图从私密角度感受革命，将其看作一场为女性受辱的尊严而展开的复仇；这种把历史当作个人戏剧加以体验的努力，无疑是阿赫玛托娃式的。对阿赫玛托娃而言，革命是复仇，也是勃洛克式的“报应”——因为幸福、罪孽和存在的事实本身；这些末世论的预感拉近了她与勃洛克之间的距离，甚至使她咏唱幸福爱情的诗篇都带有悲剧色彩。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正如我们此前所说，从报复开始，衍生出假定幸福与公正的新生活，其中没有罪孽，只有和谐。革命在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看来，乃是这样一种事件，它以自身尺度取代了关于公正抑或不公的言论；这是某种圣经式的惩罚，一切生灵均注定无可逃避；需要凭借高尚、“不动心”的隐忍来接受惩罚。帕斯捷尔纳克则认为，20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的革命同样是正义的复仇，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报复，在他看来，这并非圣经意义上的事件，而可以说，是合乎于彼得一世式世俗化改革尺度的事件（参见《崇高的疾病》），换言之，他的革命预感不属于末世论的范畴。世界并未终结。“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差别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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