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从保皇党到革命派
彭西只是为20世纪初的东京所吸引的众多亚洲志士之中的一个。因相似缘由造访日本的东南亚革命党人还有越南的潘佩珠（Phan Boi Chau）。身为越南维新会创始人之一的潘佩珠抵日是在1905年6月，正值日俄战争僵持之际。越南维新会旨在通过革命脱离法国殖民统治，此番派遣潘佩珠赴日目的与几年前的彭西如出一辙，希望从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汲取力量，并获得日本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初来乍到的潘佩珠不识日文，少时又深受戊戌变法和梁启超思想影响，因此抵日不久便寻得梁启超，通过他见到了犬养毅和大隈重信。让潘佩珠略感失望的是，这两位明治政治家因不愿与法国公开为敌，拒绝了对越南的直接兵援，并奉劝潘佩珠在日本局势稳定之前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大隈重信倒是提议让越南人赴日留学，以曲线救国。
心灰意冷的潘佩珠之后与梁启超几度笔谈，两人境遇相似，推心置腹，认识到求日本政府援助之不切实际。但潘佩珠还是采纳了大隈重信的意见，又接受了梁启超的详细指导，用中文写就《越南亡国记》《海外血书》《新越南》《劝国人游学书》等著作，后翻译成越南语在越南推广，“以文书鼓励青年出洋留学”
。
同中国的康粱一派相似，此时的潘佩珠主张目前阶段的越南应保留君主政体才有利于民族独立。他尤其期望拥立同是流亡海外的畿外候疆柢，而对共和民主政体持保留态度。与此相反，另一名革命党人潘周桢与孙文的路线相似，主张彻底破旧立新。不过二潘1907年在东京会面，摒弃争议，共同发起了越南史上著名的“东游运动”，大批组织越南青年赴日留学。接收第一批越南留学生的是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日本振武学校校长的福岛安正。东京振武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学府，和这批越南留学生几乎同时入学的中国学生里就有后来叱咤风云的蒋中正。当第二批越南留学生抵日时，福岛考虑到对法关系，介绍由东亚同文会以民间交流形式接收越南留学生，规避日本政府与革命党直接接触之嫌疑。受梁启超影响，潘佩珠对意大利革命者朱佩塞·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赞赏有加，主张将启蒙教育与组织武装革命政党相结合，旅日学生也组成了越南公宪会，以期独立革命。
不过比起梁启超对潘佩珠的思想启蒙，他在日本通过犬养毅结识的孙中山给潘带来了更加实质的希望。孙中山提议同盟会与维新会合作，不过条件是要越南先帮助中国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再援助越南反法独立。潘佩珠显然与此意见相左。虽然共识未成，中国同盟会却一直资助越南的在日团体。
1908年，潘佩珠与中国的章炳麟，朝鲜的赵素昂，日本界利彦、宫崎滔天等人联合亚洲在日各革命党人一起组成东亚同盟会，但不久被强行解散。如果说日俄战争前后越南革命党人还对日本援越抱有幻想，那么1908年日本与法协定，发布越南学生解散令，不再允许越南革命党人在日本活动之后，这种希望便完全幻灭了。1909年潘佩珠因此被日本驱逐出境。潘佩珠在自传中，引述其日本友人浅羽佐喜太郎的评论：“极鄙日本之政客，即之大隈犬养亦羞称之。谓余曰。彼等对君。阴谋野心家之伎痒耳，”并称“公宪会亡。余知日本之不可恃。专倾向于中华革命。及世界各民族之与我同病者。”
离日之后，潘摒弃启蒙教育与保皇立场，转为支持武装革命建立共和体制，与孙文的路线愈发相似。
中村屋的“布斯”
明治末大正初的东京对于潘佩珠而言也许已是伤心之地，但对其他流亡者来说也许又是希望之乡。说起来，这希望倒是常常与美食有关。今天，如果你想在东京去寻访亚洲革命的遗迹，又想顺便一饱口福，那么不妨试试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华料理维新号，1899年在神田地区创业，招牌的大肠盖饭一听就是为留日中国学生提供聊解乡愁之味的。同时，这也是革命志士秘密机会的根据地，蒋介石、鲁迅、周恩来都曾来此寻觅过家乡的味道，而如今它已经是在东京繁华地区有几大分店的料理轩。另一个就是以浓郁咖喱著称的“中村屋”。而这个这道咖喱的配方则来自流亡东京的印度革命者“中村屋的布斯”。1912年12月，R.B.布斯（Rash Behari Bose）在英国殖民当局迁都新德里的典礼上安置炸弹，重伤总督哈丁（Hardinge），英国悬赏捉拿10万卢比要捉拿他归案。但他并不就此安分，1915年2月更是进一步策划北印度叛乱，事败后，布斯经由加尔各答，流亡至日本。和彭西、潘佩珠一样，他也意在通过日本从海外购买军火支持印度独立。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大胜后，对亚洲的世界主义革命者来说，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似乎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希望。但是和十年前彭西和潘佩珠流亡的日本不同，此时大隈重信内阁正与英国斡旋意图修约并建立日英同盟。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英国逮捕布斯的要求，但也严密监视流亡日本的印度独立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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