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环境史需要特别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环境史是从非人类的视角出发的，比如他们会讨论老虎或者其他动物消失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我们现在也称之为“环境史”，他们则把地理和历史整合在一起。我虽然很欣赏他们的研究，但是他们大多认为环境塑造了人类活动，而人只能被动做出反应。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却忽视了人类是怎么影响环境的。我认为环境史应以人为本，环境不是静态的，我这些年来越来越认识到人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性。
这一点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顿悟到的。那时我刚从中国带回来很多资料，准备开笔写作，但我的导师马上就要出发去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通讯，所以他这一去，再找他求教写论文的事就很难了。于是我赶紧着笔写引言想让他给点意见。引言是关于黄河治理和大运河的。我那时只想把环境当作一个背景，由此出发讨论人类的活动。结果一下就写了很长的引言。我的导师看了之后说，其实你这可以是两章的内容啊。那一刻，我突然灵光一闪：这一部分并不一定非要排在第一章或者是第二章，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背景，也是人类选择造成的结果。最终我的博士论文第一章是信贷市场，第二章是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到第四章和第五章才涉及黄河控制和大运河。环境作为人类选择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背景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是常识，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却是概念性的突破。
陈：我记得在《环境与世界史》第五章“中国环境变迁1500—2000”一文中，你提到在帝制晚期中国一些政治和社会的特征持续影响着民国和当代中国，您能具体谈谈吗？
彭：其中一例就是土地制度。中国在漫长的帝制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土地产权体系，这与西方的土地财产权概念是不一样的。许多国家可能都有对佃农的权利保障和解决土地纠纷的成文法，但是其习惯法的运用方式确实不一样的。在古代中国，这些习惯法有很深的在地根源，而且土地的使用权与在地社会成员的身份也紧密相关。在现代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复杂而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却没有土地私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当然，由于这种土地使用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交易，从而从某种意义来说与西方土地财产权很像。可是特别是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还是跟在地社会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当地人与外地人的权利截然不同，使用权也有诸多干涉，社区中灵魂人物（不论何种定义）的决策依然举足轻重。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史观会断言在这样的系统下经济会一团糟，并认为经济繁荣的唯一路径是要向前现代和现代欧洲经济系统靠拢。然而中国却在这种系统下取得了三十五年的快速增长。我并不是说因为取得了经济腾飞，从而某种经济体系就是完美的，而是说任何经济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历史上大部分政府的财政系统都经历过从主要依靠国有资产收入到主要依靠税收的转变。在现代国家中，中国可能是财政收入中依靠国有资产创收所占比例最大的。我并不是对此做价值判断，而是觉得要认识到这种特殊性。说这种特殊性只是巧合而没有历史根源是错误的，说这些特殊性因为与西方经验相悖所以注定失败也是错误的。
陈：现在我们能谈谈《大分流》吗？请问您是如何形成有关《大分流》里那两个关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要论点的？
彭：如果是经济大分流的话，我觉得学界取得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是把大分流的时间推后了。二十年前，大卫兰迪斯（David Landes）提出西方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已经遥遥领先了。现在，像Stephen Broadberry这样的学者主张西方领先是在1700至1725年之间，而我倾向认为分流是在1750至1800年之间。虽然仍存在分歧，学界已存在共识认为分流是在18世纪的某一个时间点，相比之前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今的课题是解释大分流为什么发生，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我在《大分流》并没有提及像技术革新、工业革命这些其他学者非常重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认为更需要重新审视前几代历史学家曾经注意、但是并未深耕的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能源供应问题。比如，英国之所以能遥遥领先，有赖于煤和蒸汽共同创造的特殊环境。再有就是土地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问题。放松土地约束也许并不会完全堵死西北欧工业发展的道路，但没有这一条件，其发展将会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放松土地约束之后，造船和建造房屋就不再需要将树木作为主要燃料来源，从而刺激英国转而使用地下能源，并从海外寻求布料和纤维等资源。当然，这些资源本身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大分流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分流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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