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该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对我们尚不算开放。我们知道，中国史学研究和经济一同经历了急速转变。如果回溯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必然能找到重要的老辈学者。但说句实话，我想这对我大体而言并没那么有用，也没那么易于理解、有说服力。对我来说，能在当时遇上这些日本学者的确很重要，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都一直如此重要。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接下来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光呢？当时正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黄金时期，您又是孔飞力和费正清的学生。
王国斌：哈佛从当时到至今仍是一个在许多领域颇具影响的机构。在那里，学生们更易专业化，专事研究某个地区的学术研究，接受训练。我被鼓励去研究中国。哈佛有丰富的中国研究资源，要跳脱出去、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着实不易。该领域的学生有了大量研究中国的资源，要去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其实很不寻常。
我研修了两门关于欧洲的课程。在我印象中，我们这代人之中只有三两个人如此。哈佛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习历史与东亚语言，他们得准备三门课，并学习中文和日语，日语算是第四门课。我并不是这样，我研修了两门欧洲课程，两门中国课程。结果，我跟随两位非常重要的资深欧洲史学者，我很幸运地在哈佛打下基础。我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20世纪90年代都会定期造访巴黎，这很重要，我不仅认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我还认识研究欧洲的学者，我很幸运能和那么多学者共度时光。他们的智识环境和哈佛乃至全美的大学都不太一样。这对我的观点和思考来说都很重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还有我20世纪70年代仍在哈佛当学生的部分时光。
在巴黎，我开始阅读伟大的年鉴学派。当然年鉴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之后已发展甚多，它的不少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当我在研习年鉴学派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正处在它的顶峰之一。他们对我有很大影响，也影响了我的部分职业生涯，此后我在法国出版著作，在《年鉴》杂志发表过两三次文章，也出版过书，并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的中国学比我们的更为广博。这和在美国研究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哈佛的训练为我进入更为宽广的历史职业探索奠定了基础。
东方历史评论：我想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您提到了年鉴学派。我曾读过霍布斯鲍姆的自传，他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左派历史学家和一批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曾聚在美国探讨历史研究发展的大方向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史一定是将来历史研究的最重要方向之一。在这场会议上，居然只有一位治中国史的专家与会——他就是史华兹。
王国斌：他也在！我从不知道！史华兹是我的老师——我竟然不知道。
东方历史评论：他是唯一的中国专家，因此霍布斯鲍姆提到了他。
王国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史华兹是我的老师之一，他在我的论文委员会上，我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的楷模，我参加过他的讲座型课程，他也会给研究生开阅读研讨课。他是另一种史学家，但他是博学的典范，他谨慎而平衡，同时又非常渊博，在智识上进取心十足，想要去理解宏大的事物。他的研讨课我十分敬重。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东京。他在东京做讲座。我记不清年份了，他很惊讶地发现我也在，我提醒他，20世纪90年代我常常到东京来。他去世前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东京。我知道伦敦有个历史学家的圈子，但我不知道史华兹也在。我挺好奇，因为他并不是左派，他熟读这些文献，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挺有意思的。但英国有强烈的独特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如同日本一样，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都不一样，也包括这里。
回到哈佛的话题吧，我刚解释了其环境对学习中国历史和都有好处。对我而言，这其中存在着紧张，但我还是得以学习欧洲史。这并不是项目的一部分，学生也不被鼓励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我们一起进行了很多类似活动——他是濮德培（Peter Perdue），现在在耶鲁大学。他是《中国向西行进》以及不少重要著作的作者。我们共享了这种经验，我们做了不少相似的事情。我认为，在许多方面，哈佛是个丰富的竞技场，你能从中获取不少。但我也认为，哈佛也是个典型的让人们舒服地待在专业圈子里的地方，例如中国历史学生和欧美历史学者们要建立联系并不容易。费正清退休了，我记得1976年我的一位老师吴才德（Alexander Woodside）也去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他研究中国和越南起家。所以当时正是转型的时代。我去东京的时候已经没人在了，我回来的时候孔飞力教授来了。有他在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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