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图申科抒情诗选》，陈雄、薛复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
《浆果处处》（长篇小说），张草纫、白嗣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90年代，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提前撰写的自传》（1998年，苏杭译），收入他60年代写的五万字的自传，以及他评论俄国诗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谢甫琴科、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杜林娜）的多篇文章：这部书被花城出版社列入“流亡者译丛”的系列。
二、“复出”的不同方式
80年代中后期，叶夫图申科再次在中国出现，已不再是负面、被批判的形象。他转而被誉为苏联，甚至是世界级的杰出诗人。评价上的颠覆性的变化。这种翻转，我们这里已经见怪不怪。因此没有人追问，反动、颓废的修正主义分子，转眼间为什么就成为正面形象。现在如果细察，可以发现这种断裂性的叙述，在叶夫图申科身上，采用的是“当代”常见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方式；这清楚显示在上面提到的几部诗选、论文集的编辑和前言中。
先看漓江版的“诗选”。这部诗选是多人合译，但苏杭起到主导作用，所以封面署“苏杭等译”
，长篇前言《苏联社会的心电图》也是苏杭写的。苏杭也是60年代《〈娘子谷〉及其它》的主要译者，推测那个批判性的简介也出自他之手。因此，前言在肯定他是“苏联著名诗人，也是当今世界诗坛上的风云人物”的同时，也述及他的诗在苏联和西方引发“毁誉参半”争议的情况，并借用特瓦尔朵夫斯基、西蒙诺夫的话指出他的不足。不过，他并没有提及中国60年代的批判，没有提起曾有《〈娘子谷〉及其它》这本书，也没有回收“反动”“修正主义”“颓废派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帽子。前言只是语焉不详地说他不是首次在中国降落，说他的创作曾“引起我国文艺界和读者的关切”，“我国读者对他似乎并不陌生”，
没有具体解释“关切”“并不陌生”的具体情况。
湖南人民版的“诗选”是另一种情况。用一种现在时髦的说法。译者前言虽然长篇谈论叶夫图申科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却完全不谈他的经历、创作、评价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没有提及他的创作、活动在苏联内部，在东西方冷战中发生的争议、冲突，只是抽象地说他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始终对社会政治的迫切问题密切关注，对人的内心和人的命运深入观察，从而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说他“侧重于言志抒情，善于汲取自身的生活经验，使诗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在平淡的生活和习见的景物中，他也能发现永恒的哲理。”
与这种“去政治化”倾向相关的，是他的一些重要的，引发争议的作品不再出现在80年代选本中，如《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而湖南人民版的选本，更是没有出现《娘子谷》。相信这不仅是艺术上的考虑。“他（指死去的斯大林——引者）只是装作入睡/因此我向我们的政府/提议：/墓碑前的哨兵——增加/一倍，两倍/不能让斯大林起来，/还有和斯大林相连的过去”。
“再政治化”的情形，则体现在90年代论文集《提前撰写的自传》的出版。前面说过，它列入“流亡者译丛”
。主编林贤治在《序〈流亡者译丛〉》中对“流亡者”有这样的界定：“贡布罗维奇这样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里称之为‘流亡者’，除了这层意思之外，还因为他们并非一生平静，终老林下的顺民或逸士；其中几近一半流亡国外，余下的几乎都是遭受压制、监视、批判、疏远，而同时又坚持自我流亡的人物。在内心深处，他们同权势者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距离。”
按照贡布罗维奇
的说法，“流亡者”似乎过于宽泛，几乎所有的有个性，有严肃艺术追求作家都包括在内。而按照后面的补充，即使不能说叶夫图申科“不是”（“流亡者”），却也难以简单地说他“就是”；尽管苏联解体之后，叶夫图申科移居美国，但并非受到压制、迫害。显然，在对叶夫图申科的政治倾向描述上，中国60年代对他的批判和90年代“流亡者译丛”的处理，采用的是两种视角、方式。前者将他看作与“权势者”一体，也就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而后者却突出并夸大他与“权势者”（政治的和文学）的对立与冲突。
没有疑问，当时的苏联对叶夫图申科的言行、创作有许多争议，他受过许多批评、攻击，也确实受到政权当局和文学界权力机构的压制，特别是1963年在法国《快报》刊登“自传”这一事件
。他被攻击为“叛徒”“蜕化变质分子”，针对他发表许多挞伐文章，他在苏联作家协会特别会议和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受到批判，他的朗诵会被禁止举行；也被迫做了检查。这样的压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时尚未被解职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这一围攻中“起过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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