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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倾听被历史“骗走”的一代
撰文：奥兰多·费吉斯
翻译：陶小路
当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多数作品只在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地区以俄语出版的她在其他国家没有多少知名度。她的几本当时已经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也都只在几家小出版社出版过。她得奖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开始争先恐后地搜寻有关这位白俄罗斯作家的信息，收集有关她的作品的专业意见。“她复调式的写作堪称纪念我们时代苦难与勇气的一座丰碑。”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尼尔斯（Sara Danius）在宣布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对她的作品这样评价道。诺贝尔奖的授奖词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情感的历史写作”——她将采访中记录下来的谈话“精心组织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作品”。她的口述历史作品（是的，她的作品是口述历史的作品）以一个个独白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作品关心的不是历史见证者怎样记录历史事件，而是他们对这些事件给自己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有怎样的感受。
无论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Voices from Chernobyl：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出版于2005年）中所记录的灼热的个人讲述，还是在《锌皮娃娃兵》中她与苏联士兵、他们的母亲以及他们的遗孀就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所做的采访，读来无不令人动容。它们都是极富原创性并且很有力量的重要作品，它们通过个人的叙述来重新讲述历史，用人类真相的力量瓦解了苏联所制造的神话，将记忆的声音以一种文学形式记录了下来。但作为口述历史的作品，它们似乎并没有像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独辟蹊径。
口述历史在苏联的发展比在西方要缓慢，在西方国家，口述历史的记录者长期使用访谈的方式来探明他们的对话者对一些事件有着怎样的思考。口述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来没有受到苏联科学院的认可，因此它无法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苏联政府对历史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它通过政治宣传、媒体、教科书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塑造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以此来支撑官方版本的苏联历史，即：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做出了壮烈牺牲并取得卓越成就这个宣传神话。被批准出版的回忆录的作用是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增添一些“主观”内容。20世纪20年代，一些参与了十月革命的老兵的口头回忆被记录进了苏共的官方历史之中。但是口述历史那种属于普通人的凌乱的、不受控制的且具有潜在的颠覆性的回忆则无法见容于官方历史。
在苏联，最早尝试做口述历史的人是从1941年到1945年之间发生的战争之中活着归来的士兵们。他们的战争经历完全不同于苏联官方所炮制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神话。其中一位是白俄罗斯作家阿列西·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阿达莫维奇十几岁时便加入了白俄罗斯的游击队抗击德国军队。苏联作家丹尼尔·格拉宁（Daniil Granin）之前是靠近列宁格勒的卢加河前线作战的一名老兵，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一起编写了一本名为《列宁格勒大围困》（A Book of the Blockade）的书，记录了从1941年持续到1944年的列宁格勒围困战。整本书由个人讲述、日记以及与幸存者的访谈组成，书的一部分于1977年刊登于苏联的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但直到1984年，这本书的完整版才得以出版。
阿达莫维奇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影响很大，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他为自己的导师。但阿历克谢耶维奇的访谈方法与他的并不相同。阿达莫维奇会在访谈中加入自己的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则让受访者表达自己，不在中间发表自己的观点。无论她是否意识到，80年代初她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她的访谈方法已经成了当时西方国家口述历史的标准方法：口述历史的访问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对受访者所施加的任何干扰不但会影响而且有可能会“污染”受访者的叙述。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
她想去除掉作者的声音，去除掉惯常的对年代和背景的介绍。她希望受访者能够表达出类似于她童年时听到的话语：夜晚时分，村里的女人们聚在一起讲有关二战的故事。
女性对事物的记忆往往与男性不同，这个性别上的差异心理学家和口述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她们比男性更善于回忆自己的感受。她们比男性能够更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感受，男性则会更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一些行为以及事件发生的顺序上面，而当被问及给他们带来创伤的事件时，即使那些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们也可能会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因而，女性的声音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占据主要位置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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