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现在到了与金兹堡一起回忆的时机。“historia”（历史）一词同时来自于医学用语、司法领域的辩论术以及庭前说服术。难道历史学家的行为举止不是经常与诉讼律师一样，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历史学家轮流对丹东、吉伦特派以及雅各宾派提供辩护或表示反对那样吗？但更重要的是，金兹堡对证据近乎排他的坚持是与他跟正逐渐向历史学家们灌输怀疑论的海登·怀特等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金兹堡强调，“以及许多人来说，有关证据和真实的概念是与历史学家这一职业完全矛盾的……现实原则不能对表征分析置之不理”。“二者（历史学家与法官）的职业是建立在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证明X造成Y的可能性上；X可以不加区别地代指一件历史事件的主导者或一个牵涉到刑事诉讼的主体，如有需要可以是匿名的；而Y则可以指代任何一个行为”。
然而，诉讼为历史学家以及法官提供了判定的原始资料，这一论断本身就存在局限，尤其在调查法官的审理层面。巫术案中最离奇的假设不是曾长期无人辩驳，直到罗马宗教裁判所要求法官提供证据，也就是“客观证实材料”，才重获关注的吗？一些审理叛国、阴谋和恐怖主义的现代诉讼案件，不是也延续了统治宗教审判案件的病态主导精神吗？但是，我们上文针对历史学家表征复杂性做出的思考，应该可以使我们提防过于草率地依赖“现实原则”。
因此，重要的是从头开始重新考察审讯范例，并引领其超越初步调查阶段——也就是预审阶段——再使其跨过构成诉讼的辩论阶段，并最终抵达其结论，也就是判决的宣布。
请记住，诉讼建立在一个关系网上，其中的各个元素以不同的方式明确表述审讯的典型情景——利益、权利以及象征性争议物品相对抗的情景。这样看来，叛国、颠覆、阴谋以及恐怖主义案件并不具有范例作用，因为这些案件并不直接关系到安全性，而它正是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首要条件。关于私有财产分配的争议，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说更具教育意义：在这一方面，违法、轻罪甚至重罪行为把可以比较并可公度的要求放在一起——这与前面提到的重大罪行案件不同。那么，违法就成了一种互动，当然是暴力的，但是其中牵涉到多个参与者。
诉讼之初将可疑的事实摆上舞台，从而在排除其纯粹有效性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再现，并使违法（一个作案个人违反假定所有人都知道的法律法规，损害受害者的利益，受害人有权要求控告得到预审，且使其损失得到弥补或赔偿）更清晰透彻。过去发生的事实只会依据诉讼之前认定的违法犯罪性质进行再现。这些事实被重现于当下，而对案件的最终决断，也会在对其未来的社会影响的考虑之下进行。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现实的重现旨在将事件搬上舞台，使其戏剧化，这相继激起了帕斯卡式以及莫里哀式的讽刺，并引发了对其二级功能有意识的合法化的审慎话语；仅在话语层面进行的情景再现，其鲜活的现时性十分清晰，其重要性已在前文与对文学重现过去的表达性联系起来进行过说明。它仅仅为刑事诉讼支配的社会常规所庆祝，因为这样可以赋予司法判决以公开的结构和高度。这其实只是应对时间在犯罪过程中留下的各种痕迹（物质的、情感的和社会的）的损耗的一种做法。安托万·加拉蓬提起过让·阿梅里在这方面的论述，“时间的道德反转过程”，请参考有关“遗忘”的章节中对近乎生物性的时间的更直接的探讨。哲学家、法官安托万·加拉蓬还引用了艾马努埃尔·勒维纳斯的表述——“司法第三方面前的共同存在”。众多事实的重现不仅是额外的并与其有直接关系的道德资格，同样也是敌对双方的表现，所有主角之间的对质，所有人的出庭，与之相对应的是档案阅读者的寂寞，其沉默只有历史学家可以打破。如此，诉讼将重建的过去时间搬上舞台，其中自身已经构成记忆考验的事实成为了目标：除了施加于其个人历史定义的人身伤害以外，契约的破裂，财产和权力权威地位分配层面的争议，以及其他或轻或重之罪，足以构成记忆伤害，需要进行记忆和哀悼的工作，以使各方从创伤性舞台到象征性舞台。我们需要将20世纪下半叶的重大刑事审讯，以及其沿着不常见的分歧道路所取得的进步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看。
这就是诉讼的情景，其可与历史学调查相比较的特征有两种。第一种有关协商阶段，第二种涉及判决的结束阶段。在协商阶段，诉讼大体上包括一个涉及多个主体的言语仪式；它建立在论据攻击（对立双方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上；这一有组织的辩论有意识地要成为滋养冲突的激情，并在言语的竞技场中传达对话范例。这一连串交叉的话语，以及其实际运用的演绎推论，明确地表达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论证时刻和阐释（同时对可疑事实的叙述序列的一致性以及用于从刑事角度定性事件的法律法规的适当性）时刻的针锋相对。当这两条阐释线路相交时则产生判决，也就是名称绝佳的“arrêt”（法语中，该词既有“判决”也有“停止”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刑罚的惩戒层面作为处分就不会遮盖判决的主要作用，也就是在一种确切的情境下宣布法律；因此，判决的惩罚作用应该被视作从属于恢复公共秩序及受害方尊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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