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酒令
我生平不善饮酒，所以实在不配谈酒。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昏昏然。这显是限于天赋，无从勉强。所以善于饮茶吸烟者，未必同时善于饮酒。我有几个朋友酒量极好，但一吸雪茄不到半支，便会头晕。我则除去睡眠时间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小时不吸烟，而从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酒不能多饮。李笠翁曾很坚决地记录他的意见说：善饮茶者必不好酒，掉过来也是如此。李笠翁是一个茶鉴赏家，但承认并不善饮酒。所以我最乐于在我所合意的中国著作家中，搜寻口说好饮酒而实在不善于酒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寻这类自承的事实颇费一些时间，但终被我找到好几个，如：李笠翁、袁子才、王渔洋和袁中郎。他们都爱酒，但实不善饮。
我虽然没有饮酒资格，但不能就将这个题目置而不论，因为这样东西，比之别物更有所助于文学，也如吸烟在早已知道吸烟之术的地方一般，能有助于人类的创作力，得到极持久的效果。饮酒之乐，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常提到的所谓“小饮”之乐，起初我总视为神秘，不能了解，直到一位美丽的上海女士在她半醉之时，以灿花妙舌畅论酒的美德后，方感到所描写的乐境必是真实不虚。“一个人在半醉时，说话含糊，喋喋不休，这是至乐至适之时。”她说。在这时节，一种扬扬得意的感觉，一种排除一切障碍力量的自信心，一种加强的锐感和一种好像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创作思想力，好似都已被提升到比平时更高的行列。这时使人具着一种创作所必需的自信和解放动力。在下文论及艺术时，我们便能了解，这种自信的感觉和脱离规矩及技巧羁绊的感觉是怎样息息相关。
有人说，现代欧洲独裁者如此危害人情，即因他们都是不饮酒的人。这个想法很聪明。我在阅读过去数年的流行文字中，觉得一九三七年六月份《哈珀杂志》（Harper）所载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W.Ferguson）所著《独裁者不饮酒》（Dictalors Don't Drink）那篇文字最为切当诙谐，富有见识，其思想很可取，而且文章流利。我很想完全引用，但因不便，故只得略为引证几句。弗格森思想的起点是：“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严肃有节的模范。这些用现代方式行使暴虐行为的人，这些人民的新式统治者，都是希望出人头地的有志青年所足以奉为圭臬的典型。他们之中，不论哪一个都是良好的女婿和丈夫。他们足以代表福音传教士所认为模范道德的理想人物。……希特勒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他在这种闷人的美德之外，再加上更进一步、更可著称的克欲德行。墨索里尼在饮食方面较像一匹马。但他用了坚强不屈的勇气摒绝酵酒，不过偶尔喝一杯淡酒——只要不足以妨碍他征服一个民族的国家大计就是了。斯大林很俭朴地住在一所三间房的公寓屋子中，衣着朴素，食品粗粝，对于白兰地，只如鉴赏家般沾唇尝尝而已。”但是这种事实使我们从中能看出些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指出人类现在是处于一小群本性整饬的，过分自谓正直的，很倔强地自认为德行完备的人们的掌握中，以致变为十分危险。因此，如能劝诱他来做一次哄然热闹的畅饮，世界的大部分便会立刻改观而有所进步。……有瑕疵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独裁者，他的无上尊严念头必会立刻破碎。他必以为已在他的子民之前铸了大错，因而受了挫辱。他将降为民众当中一个——最低微的当中一个——这种经验可以调和他那种难堪的自大心。”这位作家以为尚能预订一次国际“鸡尾酒”（Cocktail）会，专请这班特别领袖来畅饮一回，以平静他们的意气，则第二天早晨，“他们决然已经不是今日的超人、世上的特种人物，将一变而为寻常人物，能如最低微的人们一般感觉痛苦，具有如常人一般而不是半神道一般的处事心胸了。”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生活。这种是否近人情的试验，是普遍可以适用于各界人类和各种系统的思想。人类所能期望的最高理想，不应是一具德行的陈列箱，而应是只去做一个和蔼可亲、近情理的人。
中国人能以饮茶之术教西方人，而西方人能以饮酒之术教中国人。当一个中国人踏进一家美国酒店，看见贴有五光十色标签的酒瓶时，必觉得眼花缭乱。因为他在本国所看见的无非是绍兴酒而已。除了绍兴酒之外，虽尚有六七种酒，如药酒和麦米所酿的高粱酒等，但总不过这几种。中国人尚没有发展以不同的酒类配供不同的菜肴的技巧。但绍兴酒非常普遍，各处都有。绍兴本乡甚至在一个女孩儿出嫁时，嫁妆之中至少有一坛二十年陈的美酒。“花雕”之名即由此而得，因为这种坛子的外面都是画着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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