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分。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儿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盛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虼蚤，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落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分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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