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来惆怅浣花乡，无限江山一草堂。
细雨酥泥红满路，竹篱楠影绿盈窗。
每因战乱伤襟抱，历尽沧桑壮酒肠。
流寓锦城听杜宇，诗人独自话凄凉。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馆里，我写下这首诗。数年来借助银翼，频到成都，也曾抽空三访杜甫草堂。诗人出身的我，一直想为这草堂写点什么，但不知为何，总找不到感觉。此番从峨嵋山归来，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还航行在盛唐的烟雨里。再来到这成都的杜甫草堂，细细浏览柴门花径，穿过一丛丛凝烟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树把四月的烟雨中的春光，撑了一个满庭，心中便突然生起无尽的惆怅。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绕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尤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如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难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圯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仪重修。清代历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逗式的民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浥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份，都是贫农。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孔夫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嶙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泊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贵官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怆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稍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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