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这个题材之后，我就问了许多文学界的同行。许多人都问我：“张居正是谁？”我的文学界的同行，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张居正这个人，对今天的大众而言，过于生疏。但我认为，正因为大家对张居正不知道，所以我更有责任把他写出来。
话虽如此，但我心底清楚，要想让大家通过我的书知道张居正，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在我之前，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写了《张居正大传》。这本书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多局限于学术界，不能走向民间。我想，怎样才能让张居正走向民间呢？
动笔之前，我雄心万丈。但真正动笔之后，我才感到了困难。怎样把历史变成文学，这个阶段最难把握。历史小说，我认为，首先必须得有历史。然后不但有历史，而且还要有小说。这两者都有，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创作的大家中，我认为唐浩明先生是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他的小说更多介于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之间；二月河的小说则徘徊在历史小说和历史传说之间；《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卷都写得很好，但后来的几卷，明显受到了姚老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这不能怪姚老。姚老学养很深，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导致他文艺的扭曲以及历史观的失误，即便这样，姚老仍是值得推崇的大家。
第一卷从1998年4月开始，到11月底完成，写了38万字。写完之后，我就送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他看过后说，“这本书可以出版了，你只要再把两个地方稍改一改，就可以排印。”经过修改，已快过春节了，但我心里没有底。我就打印三份分别送给三个人看看。他们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名教授、省**的一个处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下岗工人。半个月之后，三人分别给我答复。教授对我说，“你这本书学问大，对各类事情考证得很详细。”那个处长对我说，“我觉得你对官场的描述，没有二月河好。”下岗工人则对我说，“这本书，我硬是看不下去。我要看懂你这本书，非要读个大学。”
我一听——完蛋了。三个人的答复没有一个是肯定的。过完春节，我给周百义打电话说：“这本书，我得重写。”他说：“你也不必重写，只需要修改几处。”我说：“你也不必同情我。这是我的大三峡工程。我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
1999年一整年，我写了第二稿。写完后，我自己激动了。再拿去给周百义和上述三人看了。那个下岗工人看完之后最先把书交到我家，对我说：“下面怎么搞啊？”我说“你看懂了？”他答道：“这几过瘾啊！怎么看不懂呢。”那个官员对我说：“你这个官场写得精彩，而且准确。”那个数学教授对我说：“你的第一稿，我得坐在书桌上看。现在，我坐火车也可以看了。” 周百义则说：“你看这个封面怎么设计啊？”第一卷出来之后，评论界也包括今天在座的昌切教授都给了我很高的鼓舞和激励。
为什么第一稿失败了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满脑子都在历史堆里打转转，却忽略了小说的特性。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而还应该是小说。认识了这个问题后，我的构思就大胆起来，行文也变得泼辣了。第一稿38万字，我最终只用了2万字。第二稿，也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我是一气呵成，但开头却让我颇费功夫。小说开头非常重要，人家看了十几页，还没进入情节，就肯定不想往下看了。有人对我说，150万字的长篇，你开头哪怕沉闷一点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必须两千字之内，就让人感到好看。再就是小说情节的设计，写张居正改革，到底是从他当上首辅写起，还是从次辅写起？
华中师范大学的吴量恺教授建议我从隆庆4年写起。隆庆4年，张居正和高拱亲如兄弟，两人以怀柔政策共同处理蒙古王子的降汉事件。这件事情，历史上的意义非常巨大，但如果将此事写在小说里是非常不好看的。因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蒙古归顺也不构成矛盾。历史学家根据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分量、意义来定高下，是完全正确的。但作家眼中的历史，却要看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文学中的典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小说情节而启迪我们的读者。所以，我认为历史学家和作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进入历史，侧重点不一样。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从隆庆皇帝驾崩前3个月前写起，具体说，从隆庆皇帝闰二月十二日那天早上发疯开始。但是，如果单写隆庆皇帝发疯，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分别琢磨，皇上发疯对他有什么影响？那么就是一个单线条。单线条的小说不饱满，不厚重。我因此加了一条重要的复线，写了广西剿匪的失利，主其事的两广总督为高拱的门生李延，而张居正全力推荐的人则是他的同年殷正茂。把这样两件事搅和在一起，就产生了悬念跌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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