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的我，忽然想起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对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意境非常推崇。于是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船，带上弦歌与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也想体验一下唐人的闲情，自告奋勇地去寻找客船。帆船找不到，觅得一只机动的画舫也好。数日后，朋友沮丧地告诉我，偌大长江，找不到任何一只帆船与画舫。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瘦西湖边上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廓。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了。
这一种迷惘，我曾写进《烟花三月下扬州》那篇散文中。虽然失望一直在心中发酵，但也存着疑惑，为何古人可以从长江进入扬州呢？我记得瓜洲古渡是运河与长江的接口。如今，瓜洲的二三星火，也沉入了历史的苍茫吗？
还有一次，大约是两年前吧，我访问河南永城县境内的华佗村，这里距亳州只有二十多公里，是汉丞相萧何的封地。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村中央曾是扬州通往洛阳的运河故道。农家砌房，经常从地下挖出一些残舵和铁锚，当然，也有一些断桅与朽腐的船板。老人让我看到了一个锈蚀的铁锚，我抚摸它，象抚摸一段戛然而止的历史。从村里走出来，无论是东望扬州还是西眺洛阳，我看不到浮在波浪上的舟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不再允许一盏桅灯或者一朵渔火在这里作片刻的盘桓。
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浚，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它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蓬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披着烟雨濛濛的春雨，思忖着，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在通州燃灯佛舍利塔的身旁，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呢？
崛起于历史，必示寂于历史。寒山寺夜半的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的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
二
如果在历史的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最伟大的标识，则应该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傲然矗立，一个悄然流淌；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比拟于人，它们应该是一对夫妻。一个冷峻，一个灿烂；一个征伐，一个孕育。相伴而生啊千年厮守，在它们的结合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王朝。
但是，在今天，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作为中国人对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运河早于长城。在公元前的五世纪，当人类虔诚的心智尚处于神话的年代，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在他统治的疆土的北方，决定挖掘一条河渠以运输战争的粮草。这个国君叫夫差，这条河渠叫邗沟。六年前，我到扬州，专程造访邗沟。多么瘦弱的一条水沟啊，在水脉旺盛的扬州，它显得过于寒碜。它现在的样子，不要说运送粮草，就是采莲船也无法通过。但我知道，这不是历史的原貌。公元前486年就已经通行的人工河，应该是一条动脉而不会是一条毛细血管。两千多年历史的变迁，我们早已习惯了沧桑之后的陌生感。被截断或者淤塞的辉煌，只能让我们亲近古人理想的碎片。
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幸亏运河并没有完全死去，还没有变成仅仅只是供人景仰的舍利。
尽管邗沟衰败，但运河的历史毕竟从它开始。自夫差之后，多少代帝王都在进行着开掘运河的接力赛。到1293年，在一位统治中国的蒙古皇帝的手上，自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才全线贯通。运河前后修筑的时间大约1800年，它的总长度也大约是1800公里。时间的长度就是运河的长度。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国呈现给人类的奇迹。
说来奇怪，一条京杭大运河，少说也与几十位皇帝有关。但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吴王夫差与隋炀帝杨广。两人对运河的贡献最大，但两人都是昏君。杨广自洛阳乘着锦舟从运河来到扬州，最后横死在那里。我到扬州，专门去雷塘看了他的坟墓，并诌了四句：
杨花凋败李花香，地下谁能说短长。
铁马锦帆皆过尽，夕语无语下雷塘。
秦始皇暴虐，但没有他便没有长城。隋炀帝荒淫，但是他让南方的运河流向了北国。仅限于道德，我们便无法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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