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农家乐”，既是风景，也是风情。陶渊明当了13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离开公职，月俸也仅为五斗米。他辞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话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乍一听，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做农夫容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乎？陶先生纵然不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实惠的。他真正的辞官理由，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把官场比作樊笼，可见陶先生对权门私窦的痛恨。在离职归家的途中，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在官场是“心为形役”，并表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对月饮酒、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
三
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明弘治年间，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回永丰县家中闲住。事过境迁后，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复他。而且，的确有诏书到县，要他赴京履新。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作了一首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滪堆。
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芰荷衣，扶犁南亩，拄杖东山。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比起在京为官时“午门待漏寒威逼”的窘态，再看今日的“睡觉东窗日已红”的闲适，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年轻时的罗状元，才华横溢雄心万丈，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很想在官场里干出一番伟业。恃才傲俗，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如此一来，岂能不忤怒权贵？于是，烟云缥缈的谪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陶渊明把官场比作“樊笼”，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滪堆。这滟滪堆，在上世纪50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峡大坝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长江上的船夫，都将滟滪堆视为鬼门关。这江心的几堆乱石，吞噬了多少过往的船旅。从某种意义说，滟滪堆是死亡的信号。罗伦把官场比作滟滪堆，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热衷于事功者，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与冷眼，其或讥为庸人。对此类诮语，另一位谪官，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归田后屡召不赴，也写了一首诗：
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是“孤臣白发三千丈”，或者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团蒲上享受春风秋雨，作为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官，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不胜枚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待，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酬张少府》的五律，单道这事：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样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画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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