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商人|
一
非常高兴来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同学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文人与商人》。
同学们可能感到奇怪：一个作家，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这是因为我曾经下海经商了几年。每次演讲之后，总有人问我经商的经历。在财富英雄日渐受到社会追捧的时代，我的这段经历引起人们的好奇原也不足为怪。我便想到应该找一个机会，回答大家的好奇，即我是怎样当文人的，又是怎样当商人的，两者是怎么结合的。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干脆通过成电讲坛告诉大家。
在中国古代，我们谈到文人，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如果认真地研究就会发现，文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生活旨趣，都大相径庭。古人言“渔、樵、耕、读”四大贤人，读书人摆在最后。这读书人便是知识分子，便是文人。文人进入社会之后，便立即分化，他们的社会职业千差万别。我们的两院院士是文人，官员、政治家也是文人，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幼儿园里的阿姨都可以叫文人。所以说，文人不是一个整体，它只是社会人群中的一个类别。凡是读书人，凡是知识分子，都可称作文人，这是广义的文人。这个文人，其实是文化人。
如果说狭义的文人，就是单纯指吃文学艺术这碗饭的人。靠手中的一支笔谋求生存，为社会做某种贡献。像扬州八怪，卖文、卖画为生。这样一部分人面很窄，他们通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即我们所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应该是文人的正宗。但是，在古代即便有文人的身份，但靠一技之长谋求生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化生存的人，还是非常之少。我们读一读中国的文学史就会发现，从屈原写《离骚》开始，直到晚清，靠写作为生的作家非常之少，古代中国作家的出身多半是官员。不过，有趣的是，他们身后的大名，并不因为他们是高官，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我们忘记了屈原三闾大夫的身份，是楚国的高官，只记得他是诗人。不过，在官本位的中国，衡量一个作家成功与否，除了文学这把尺子，还有官场这把尺子。你的作品写得非常好，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但你若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当上作家协会的领导，开会时你还得坐在台下，排名时你就得往后靠。这一点，古往今来没有改变。杜甫的官很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吧。但后人给他编文集时，不称《杜甫全集》，而叫《杜工部全集》。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杜处长全集》。大家觉得可笑吗？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这是文人的悲哀。杜甫有“诗圣”之称，但“诗圣”没有级别。工部是个小官，但是朝廷命官。因此，工部这顶乌纱帽比“诗圣”这顶桂冠值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稽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孔圣人说过“学而优则仕”，这五个字成为朝廷乃至民间衡量人才的标准。书读得最好的人，一定要当上高官。这是人才量化的一个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因为“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承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在古代流传着一句话：“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思想，就是为朝廷服务。因此在古代没有专业作家的说法，从政之余，吟诗作赋。这些人的专业，用今天的话说是公务员，业余身份是诗人、画家、书法家。当然，也有极个别例外，有些文人入仕，只是搞专业。像吴道子，他是宫廷画家，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画家，也是官员的身份。米芾是大书法家，但他不是搞专业，他是行政长官。这样的文人，被后世称为楷模。但心仪归心仪，真正仿效的却不多。中国的文人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虽然在常态下，都积极进取，但若有个风吹草动，其妥协与退缩的艺术也不可低估。
文人有时可爱，有时可恨；有时可敬，有时可杀；有时缚虎除害，有时舍身伺虎，有时为虎作伥。古代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其安身立命的东西首先不是写一部好作品，画一幅好画，而是要“学而优则仕”，谋个一官半职。如果一味当官，也会被人瞧不起，当到一定的时候就退隐，就是主动把乌纱帽摘掉，挂冠还山，这种人就会获得清誉，他的作品便尤其受到世人的重视。像郑板桥是当了多年的县长退休后，才到扬州卖画的。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跑到官场凑了一回热闹，当了大学士，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民间故事中说他醉草蛮书，让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就是宣传李白当大学士时的狂劲儿。不过，李白也是实在当不了官，他才情很高，但他的行为举止和官场的游戏规则离得太远，太不靠谱了。所以皇帝只好将他放金还山。
但李白只是文人中的个案，从通常意义上说，古代文人是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规范者，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倡导者。美国学者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讲到“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话很有见地。贩夫走卒、引壶卖浆者流，他们的行为举止、生活习惯，形成的一种嗜好、一套规矩，便是风俗。比如说，成都人到了冬天，一见到太阳，就想跑到郊区去喝茶、打麻将；一进足球场，就狂呼“雄起”，这就是成都的风俗。而武汉人早上起来，谁也不想生火做饭，而是上街去“过早”，不是买一碗热干面，就是买两只面窝，一边吃着一边赶乘公汽，这就是武汉的风俗。相对于风俗，风气更偏重雅的一面。两者的关系，有点像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关系。风俗是大众的，随处可见的；风气是小众的，有时是与风俗相背离的。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主体在上流社会，因此文人是风气的倡导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精神文明提供一个正确的蓝本。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绝对不会像凡·高那样，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在情人节送给一个妓女。凡·高这种人在中国，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事实上，凡·高也的确是神经病。在中国，文人私下里可能会欣赏凡·高，但从普世的道德观念出发，中国文人就会和凡·高划清界限。中国古代文人最张狂的例子，莫过于竹林七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他们的怪异，不仅体现在行为举止上，更体现在思想上的叛逆。嵇康临死时弹《广陵散》，表现了他卓尔不群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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