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经在文学的长途中跋涉了几十年，每每回忆我走上文坛最初的那一幕，仍不免激动，许多场景令我终生难忘。针对当前文学不景气的局面，我要说，不是我们的人民遗弃了文学，而是我们的文学遗弃了人民。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当年从江西瑞金走出来的那一批革命家那样，永远想到最广大的老百姓，他的作品一定还会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我从二十多岁走上文坛，就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记得1981年春天，我坐火车到北京去领奖，看到京广线两边的景色，我感到久违的青春回到了中国这片大地上，整个民族终于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声。所以我怀念那个时代，不但是文学的盛宴，也是民族生机勃勃的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二
一个作家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无法站在时代之外。但是他还是能够感受时代的脉动，从中发现文学的激情。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承担起为民族思考的责任、为社会思考的责任、为时代思考的责任。
两千多年前，我们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就曾在《离骚》中咏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种永不懈怠的忧患精神。屈原之后，诸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陆游、曹雪芹等伟大的作家，莫不是这种忧患精神的薪火传人。当我们阅读这些古人的作品时，我们可以问一问，究竟有多少人是用心灵来阅读的。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欣赏它，还是努力地用心灵去体验它，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能真正像一些伟大作家一样献身于文学，是要承担多种风险的，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我的那首政治抒情诗获得全国的大奖，1981年我就调到省里来当上了专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地位很高。但是，进入文坛后，我立刻感到文坛所有的游戏规则，不但影响我的心态，也影响我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我做人的准则。我总是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时间回到老百姓当中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是很难抗拒成名之后的种种诱惑，比如说大量的约稿，比如说各种各样充满光环的聚会，比如说各种各样让一般人非常羡慕的职位，等等。所有文学之外的东西，都来诱惑你。在1985年之前，我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始终把那十个字牢记在心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试图保持我对文学原始的热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如果你不遵守文坛的游戏规则，别人说你孤傲；如果对一些浮华的东西你推辞拒绝，别人说你矫情。所以我说文坛的中心没有文学，至少文学的氛围已经不怎么浓了。这种现象，到今天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有的人整天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会议，接待各种各样的名人，谋取各种各样的头衔。成天忙得晕头转向、身心俱疲，谋到了一官半职，当时很荣耀，可是回头一看，一地鸡毛，根本不值得一提。长时间处于这样一种生活中，一个人将会失去文学创作的感觉，这应该是作家的悲哀。
孟子说过一句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作家应该同大政治家、大学者一样，善于锤炼自己的“养气”功夫。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来，有两样不能离开，一是不能离开人民，二是不能离开自然。长期置身于人民之中、自然之中，一个作家必定能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昨天，我从江汉平原回来，看着车窗外的原野，虽然是萧瑟的冬天，却依然充满了生气。我不禁心情一振，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一个不喜欢自然的人，必定是一个精神残废的人。”可是现在，我们的一些作家远离了自然。文学的自然是由土地和人民构成的，一个作家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人民，他的精神就失去了营养，所以必定是残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一个人想抗拒诱惑，保持自己文学的本真，他的勇气绝不亚于黄继光。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禅师，法号虚云。这位老和尚，活到了一百二十岁。他在江西云居寺圆寂之前，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佛教的末法时代来到了，所有的智障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产生。现代人的根器太钝，没有能力破开这些迷障。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人们，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所蕴含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佛教。我们今天来拒绝那些物质的诱惑与感官的欢乐，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挣扎与撕裂。我自己的文学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有好几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应该如何发展，文学的路今后应该怎么走。其间我也下海，我下海的原因也是感觉到我没有能力摆脱文坛的种种浮躁、种种诱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必须跳出三界，所以我跳出文坛。在商海的几年，我又获得了80年代初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恢复了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这时，我再回头看我的文学圈子里的一些朋友，跟我们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脱节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已经决定了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因为时代前进了，而他们却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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