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约瑟夫的要求，祁镜顺利应聘进了福斯特实验室，接下去就是找到必要的证据，然后捅破这层窗户纸。
其实对于这起学术不端，所谓的必要证据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主人公波茨·康德造假的证据，而另一部分证据则是对杜克大学而言的。
这个女人能在生物医学领域逍遥那么久，培养人才的杜克大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波茨·康德一直是学校内颇被看好的学术之星，自2002年起至今的10年时间里，包括02-05期间还未毕业的那三年，她在福斯特实验室里累计出版了30多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权威论著”。
这些论著得到了不少反馈。
有些人因为实验数据足够完美，结果看上去又这么真实，对它们趋之若鹜。还有些人也是因为实验数据足够完美，而对它们提出了质疑。在这种誉谤参半的情况下，她的大量实验数据又无法被再次验证，以至于近半的著作都被学术期刊“表示关切”甚至直接撤稿。（1）
而在约瑟夫的后续调查中能发现，康德的这些著作里已经有11篇需要被通篇撤稿，2篇被部分撤稿，还有2篇亟须修正。
在整整9年多的时间里，撤稿著作篇数近半，要说杜克大学全然不知，那就是在骗傻子。
一个全世界顶尖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名下那么多硕博生和教授，肯定会设有科研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管的就是科研的各项事务，包括申请经费，审核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各个期刊的反馈等等。
撤稿只是文章的简单消失，并不会特地开通告知会所有人。所以康德的撤稿率如此之高，很多人都不知道，但管理自己大学科研事宜的科研管理办公室应该知道。
遇到撤稿率如此之高的教授，竟然一拖那么多年都不采取措施，依然为她申请经费，其中有什么猫腻也就不用祁镜多说了。
稍稍在学术界多了解一下情况就能发现，这并非杜克大学首次出现如此夸张的学术不端事件。
6年前，也是癌症研究专家的安尼·波蒂就因虚假报告称“能利用基因预测病人对化疗的反应”而遭到质疑。现如今6年过去了，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也还在为这一事件作进一步的论证。
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此外还更改过病人不良反应的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精确。
这一事件在爆发前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参与波蒂试验的临床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更要命的是，因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标记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性的，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受到了影响。
对杜克大学来说，现在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祁镜从进校园开始，就认定了杜克大学内部对康德的事儿知情。康德造假的证据不难拿，只要向科研诚信办公室提出申请，他们自然会去验证。现在更需要他侧重的其实是大学包庇康德的证据，也就是康德和大学之间的利益链。
数千万的研究经费，绝不可能让康德一个人独吞。
祁镜不是约瑟夫那样的小角色，叫之即来，呼之即去，东窗事发后还能被随便踢走。只要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就会把事儿搬到明面上，想办法让杜克大学有必须调查康德的理由。
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儿就和他当初对付斯蒂夫以及所在的北卡大学一样，尽快熟悉当下的实验环境和内容。一方面找到实验造假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联系那些曾经证伪的研究员，让他们站出来帮自己作证。
前者需要时间，而后者在祁镜去杜克大学的路上就已经物色好了人选。
对方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肺病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曾经多次怀疑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伪造，至今还在网上还能看到他驳斥的好几篇文章。
但出于医者和研究者该有的善意和科学观，他在文中所用的措辞不够坚定和严厉，也没有挑明直说康德涉嫌了学术造假，整篇内容只是表达了自己对于结果数据的怀疑。
没有激烈的对抗，就会让人有一种天下依然太平的错觉，也就导致了他的文章反响平平。
其实这不是驳斥文章的问题，它们只是少了根导火索罢了。
实验室的技术员工作并没有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只要每天做够固定的工时，并且完成布置的工作，完全可以自己做安排和调整。再加上康德手里的实验一多半是花架子，祁镜很容易就找了个工作间隙，又找了个清静的地方，给这位身在巴尔的摩的教授去了个电话。
“是坎普教授么？我是之前用电子邮件联系过您的佩罗医生。”
“哦哦，是你啊。”坎普轻轻咳嗽了两声，对“佩罗”这个名字有很深的印象，“你拿到康德的证据了？”
“我刚进她所在的实验室，如果您之前驳斥的那些观点都正确的话，证据方面肯定不是问题。”祁镜脑海里又想起了自己接手的那几个实验，笑着说道，“我其实是想问问之前您提过的一件事儿。”
“你要问什么？”坎普耳边全是叽叽喳喳的噪音，“我这儿太吵了，你再大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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