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祖先中，还有两位值得一提，分别是杰勒和谢拉德。杰勒·克莱门斯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有一次，在他参加竞选准备进行竞选演说时，反对派雇来了几个吹鼓手，让他们聚集在演讲台的前面，等他发表演讲时吹吹打打干扰他。他的支持者客客气气地劝说吹鼓手离开，但他们根本不理睬，他就打算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在他开始演讲的时候，首先将自己的手枪往面前一放，声调柔和地说：“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今天不打算伤人，也力求不伤人，不过我正好有六颗子弹，六个鼓每个鼓一颗，如果你们打算敲鼓的话，那就最好不要站在鼓的后面。”
谢拉德·克莱门斯在内战时期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后来，他居家搬迁到了圣路易，到现在还有詹姆斯·克莱门斯这一支生活在那里。内战结束后，他在圣路易成了一个激进的异党分子。当他是共和党党员时，我是个异党分子；等他成为异党分子的时候，我却成了一位共和党党员。克莱门斯家族的人总是试图在政治上保持均衡的状态，尽管这有时会使人感到很不方便。谢拉德·克莱门斯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在新英格兰的一次共和党群众大会上将参议员霍利介绍给大家时，收到过他从圣路易寄过来的信，他在信中对议员霍利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在信中说，北方的共和党人—不，应该是“北方的低贱的家伙们”用火与剑将南方的豪门大家全部清除了，而我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竟然和那些贱人混在一起，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难道我忘了我是一个兰顿吗？
所谓的兰顿是从我母亲的家族来说的。我的母亲是个兰顿（Lambton）—带个字母P的兰顿，在早年，有些美国人对于兰普顿（Lambton）家族的拼音拼写得不很准，渐渐地兰普顿变成了兰顿。我的父亲和母亲是1823年在列克星敦结的婚，那一年我的父亲二十四岁，母亲二十岁。当他们都不富裕，母亲带来了两个黑人奴隶作为嫁妆，此外我想他们一无所有了。结婚后，他们在田纳西州东部山区一个名叫詹姆斯敦的偏僻村子定居了下来。他们最早的几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那是在我出生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我是在他们搬到密苏里州以后出生的。那时的密苏里州成立不到二十年，是一个全新的地方，需要大量移民去那儿生活。
从时间上推算，我的大哥奥里昂、姐姐帕梅拉和玛格丽特以及另外一个哥哥本杰明都出生在詹姆斯敦，可能还有其他人，不过我记不太清楚了。我的父母搬到哪里去居住，对哪里来说就是一种荣耀。当地的人们都希望他们能留下来长期居住，好让这地方能发展成一座城市。当人们认为他们会长期居住在那里时，人群便大量地涌入，市镇繁荣起来。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开了，物价跌了下来，市镇变得萧条，詹姆斯敦也是在他们离开后的好多年以后才又重新繁荣起来的。在我的《镀金时代》里我曾提到过詹姆斯敦，不过那只是根据传闻写的，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詹姆斯敦，以自己亲见的第一手材料写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的父亲在詹姆斯敦附近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大约七万五千英亩土地。在他1847年去世的时候，这笔可观的财产已经伴随他二十年了。这些土地虽然数量达到了好几万英亩，但它的税赋却几乎等于零—每年五块钱，他每年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缴纳税赋，以保证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他在世时常对我们说，在他生前，这片地也许不会值什么钱，但将来总有一天它会给他的孩子们带来超乎想象的收益。
这里拥有丰富的煤、铜、铁资源和木材。他还说，等交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铁路会延伸到这个地区，到那个时候，这上万英亩的土地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财产了。这儿还生长着一种野葡萄，我父亲对它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他曾把它带到辛辛那提去，让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商尼古拉斯·朗沃斯进行鉴定鉴定。据朗沃斯先生说，那是一种上好的葡萄酒原料，能酿出跟他的卡托巴酒一样好的酒。那片土地的物产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重要的资源，那就是石油，不过当时我的父亲是不知道的。当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那时候内燃机的时代还没来临呢，更何况石油要到1895年才发现。
如今我倒希望自己能有几英亩的土地，这样，我也不至于为了养家糊口而写什么自传了。我父亲临终时告诫我们，要守住这片地，等待它的升值，不能让别人给骗走了。我母亲最亲近的堂兄弟詹姆斯·兰普顿—我在《镀金时代》中提到过的塞勒斯上校的原型，每次提到这片地时都会兴奋地说“这可值好几百万啊—几百万啊！不错，不错！”这是他一贯的语调，说到任何事情时都是这样，并且老是说错，不过这次他说得一点也没错。这表明，对于那些喜欢四处预言说大话的人，绝不应该给他们泼冷水，让他们泄气，只要他们不灰心，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总会有所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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