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旧像从前那样，太平地开向新奥尔良—不，并不是特别太平。因为在下水的时候我同布朗先生吵起来了，结果，他要求我在新奥尔良上岸。反正我在新奥尔良总能找到活儿干。非常幸运地，我找到了看守货栈的活儿，时间是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每次可以拿到三块钱。这个活儿总是一连看三个晚上，每三十五天算一次。晚上九点下班后，亨利总是跟我一起看守。我们向来都是一起转悠瞎聊，直到半夜时分。这一次，我们要分开了，所以开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对他进行了一些劝告。我说：“如果船出了什么事，不要惊慌—就让乘客们犯蠢吧—他们会有办法的—他们会留意的。不过你要冲到最上层甲板上面去，抓住位于左舷舵手室后的那唯一一条救生船，等候大副下达命令—这样，你就能够派上点用处。船被放下水后，尽量协助那些收容妇女和小孩上船，至于你自己则要注意没有必要混在里边。目前是夏天，按照惯例，河面只有一英里宽，你可以毫不费劲就游上岸了。”过了两三天的一个清早，当船到了孟菲斯下面的船岛时，锅炉发生了爆炸—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里都有记录。像我在那本书上写的那样，一天后，我乘坐在另一条船上跟在“宾夕法尼亚”号后面。每当靠一次岸，我们都要对有关那次不幸事件的消息进行打听，所以当我们到达孟菲斯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
在一座大楼里，我见到了亨利，他正躺在铺在地板上的草垫子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三四十个被烫伤的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立刻告诉我说，亨利的肺里面有大量蒸汽，身上也被烫得很厉害，活不了太久了。人家还对我说，医生、护士正在全力抢救那些还有一线希望的人。因为医生和护士人手紧缺。所以对亨利和其他那些受了致命伤的人，只能在全力抢救那些需要急救的伤号的同时尽可能地捎带医治。但是，当地一位名叫佩顿的有名望且又心地慈悲的老医生对我表示了同情，他开始对亨利进行很得力的医治，一周左右便把亨利抢救了过来。他从没开过什么到后来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有一天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他告诉我说，亨利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会逐渐好起来的。接着他又说：“这里四处都躺着的这种可怜虫，他们半夜里会呻吟、喊叫，如果这种乱糟糟的吵闹声影响到亨利的话，对他是很不好的。因此可以让值班医生给他服八分之一厘的吗啡，不过必须是在有迹象显示亨利的确受到了吵闹后才能服用。”
唉，后来的事就不用提了。值班医生是年轻人，还没有从医学院毕业，他们搞出了错误—他们弄不清楚多少才是八分之一厘，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干了起来，用刀刃一头堆着一大块让他服了下去，结果立刻便产生了致命的效果，我想他应该是清早的时候死的，这我记不太清了。他被送往了太平间，我离开了一会儿，去一家人家那里睡了一下，以便解除自己极度的困乏—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些事。本来为死者准备的棺材都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棺材，但这一次，孟菲斯的一些太太们凑了六十块钱，买回了一具金属棺材。等我回来，走进太平间时，亨利已经躺在敞着口的棺材里了，他身上穿着一套我的衣服。我马上注意到，这里正一丝不差地再现着几个星期之前我做的那场梦—我想，只有一个细节我没有能够看到。不过马上这个细节就得到了弥补，因为这个时候，一位老太太带着一大束花走了进来，那束花中大多是白玫瑰，而中间是一朵红玫瑰。她将这束鲜花放到了他的胸口上。
我认为自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场梦的那些要点，因为这些都带有图画性质，而当图画生动的时候，那是容易被记住的，比所说的话和抽象的事实更容易被记住。自从我对那场梦进行讲述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至今我似乎还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幅幅图画又在这同样的房间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还没有完全将梦的情况讲述出来。好多东西还没有讲。换句话说，我还没有将关于梦实现的所有经过讲完全。我可以提一下在太平间那件事过后的一个细节。事情是这样的：棺材被我送到圣路易时，正是早上八点钟，我希望能够找到姐夫，所以奔到了他做生意的地方，但还是没有找到。因为当我走在去他店里的路上时，他却从家里去船上了。等我回到船上，那个棺材已经不见了，姐夫把它运回自己家了，我马上向家里赶去。等我到家，人家正将棺材从车上抬到楼上。我叫他们停了下来，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死者那由于服用吗啡而一侧扭曲的面容。我到了楼上，见到了梦中所见到的那两张椅子。如果我晚来两三分钟，棺材便会被安置在这两张椅子上，那情景和我几星期前所梦见的丝毫不差。
2
1861年1月26日，当路易斯安那从北美合众国脱离出来时，我正在新奥尔良。第二天我便开始北上。一路上，每天都要通过由小船所组成的封锁线。全程的最后一个晚上，圣路易下面的杰弗逊兵营里的炮台打了两炮，将烟囱打穿了。六月份，在位于密苏里州的拉尔斯县，我参加了南军，跟从汤姆·哈里斯将军做陆军少尉，差一点有幸被俘虏于尤利塞斯·斯·格兰特上校①1。服役两周之后，我便辞职了，理由是不断的后退搞得我“筋疲力尽从而无法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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