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份，我加入了“教友市号”轮的旅行。十一月我回来的时候，在华盛顿收到了伊莱沙·布利斯的一封信，他在哈特福德的美国出版公司工作，他在信中要求我写一本记述那次旅行经历的书，付给我百分之五的版税。如果不抽版税的话，就在交稿时酬谢我一万元。我同阿·德·理查森进行商量，他说：“收版税。”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同布利斯成交了。
我没有钱了，于是便到华盛顿去，看能否在那里挣些钱，以供我写书的时候黄油面包的开销。我遇到了威廉·斯温登，他是历史学家的兄弟。我们共同想出了一个互相支持以对生活进行维持的计划，我们成为如今报界非常流行的辛迪加之父以及创始人；我们成为这个星球上首家报纸辛迪加的开山鼻祖。规模不大，但从未试过的新事业经常是这样的。我们的名单上共有十二家报刊，全都是无名且又穷的周报，这些报刊又都分散在偏远落后的地区。如果这些小报能够有个驻华盛顿的通讯员，那则是非常值得骄傲。对于我们来说，能被别人这样看待已经不错了。这十二家中的每家每周都会收到来自我们那里的两封通讯，每封通讯一块钱。我们两个，每人每周写一封信，再复写六次，寄给这些施主。这样我们每周就可以得到二十四块钱，用以维持生活。对于我们那贫贱的住处来说，这些钱也就够了。
斯温登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为亲爱和可爱的一个了。我们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非常心满意足。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教养来讲，斯温登都很高尚。他是个绅士。他特别有教养，还具有高尚的情操。从内心到谈吐，他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是苏格兰人，是长老会教友，是老式且又正统的长老会
教友。对于宗教，他真诚热爱，皈依宗教令他感觉心里踏实。他没有丝毫恶习，除了对于苏格兰威士忌的喜爱。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习，因为他是苏格兰人，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讲，苏格兰威士忌就像牛奶之于人类那样是无害的。对于斯温登来说，那是德行，只是在经济上不划算罢了。如果不是我们需要照顾酒壶的话，每周二十四块钱，可真是阔气了。我们总是为了这个酒壶变得很拮据，只要我们收入中的一笔到迟了，就会引发一些麻烦。
我还记得有一次钱不够用的情景。当时我们需要三块钱，而且天黑之前就要用。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们是如何急需这笔钱的，只记得我们必须要有这笔钱不可。斯温登让我出去搞钱，他说自己也要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办法。对于我们会搞到钱这一点他丝毫没有怀疑，不过我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宗教信仰在产生作用。我自己可没有这种信心。我丝毫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弄这么些硬邦邦的钱。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了。我想，他在私底下一定在为我的信念过于薄弱而羞愧。他要我不要着急，他用简单、坚定、不加怀疑的口气说：“上帝会给的。”在我看来，他确实充分相信上帝是会给的。但是拿我来说，如果他也有过我的经历—不过，暂且不管这个吧。经过他的一番劝说，他那坚定的信念也影响了我，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也几乎对上帝确实会给深信不疑了。
我在街上逛了有一个钟头，一边逛一边在考虑怎样才能设法弄到这笔钱，可是却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到了后来，我逛进了那个时候的一家名叫埃比特大厦的新旅馆的大厅里，在那儿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只狗闯了进来，慢吞吞地。它停了下来，向我张望，那眼神似乎在说：“你友好吗？”我用眼睛回答它说：“我很友好。”他摇摇尾巴，向我表示感谢，一边靠过来，用下巴靠着我的膝盖，将棕色的眼睛抬起来，惹人怜爱地望着我的脸。它非常可爱，像个姑娘那样美，它身上披着绸和绒的外套。我敲了敲它那棕褐色的光滑的脑袋，摸了摸它那下垂的耳朵，就像我们是一对情人似的那样。不一会儿我们那一带的英雄，迈尔斯准将逛了进来。他一身蓝制服，戴着金肩章，神气十足，每个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盯着他看。他见到了狗，便收住了脚步。他的眼神一闪，这便透露出了他对这种动物那份发自心底的喜欢。然后，他走上前来，拍了拍狗，对我说道：“它真好—非常稀罕，你愿意卖吗？”
我特别感动。因为这正中我下怀，斯温登的预言应验了。我说：“愿意。”将军说：“你出价多少？”“三块钱。”将军非常诧异。他说：“三块钱？就要三块？这只狗可不是一般的狗。
至少需要五十块钱才能买下的。如果换作我，一百块钱也不会卖的。我怕你对这只狗的好处不了解。如果你愿意，价钱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不想做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如果他认识我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无所谓对不起他，正像他无所谓对不起我那样。我仍像刚才那样安详地说：“不，就三块钱。这就是它的价钱。”
“好的，既然你坚持这样做。”将军说着，给了我三块钱，然后牵着狗上了楼就不见了。差不多过了十分钟后，一个装扮文雅的中年绅士走了过来，并朝四下里张望，还在桌子下边以及各个角落里寻找。我对他说：“你是在找狗吧？”他本来看起来很烦恼，现在便立刻高兴起来。他回答说：“是啊—你见到了？”“是的，”我回答说。“一分钟之前还在这里的。我见它跟着一位绅士离开了。我想，如果你让我找的话，我可以替你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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