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哈特福德进行访问时，才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记得那似乎是内战结束后的三四年，歌剧院里到处是人，都是来听他讲《诅咒卡南》的。两三年以来，他在台上一直都是在讲这个同样的题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在他嘴里过了足有几百遍。可是即便是如此，现在如果不是看着手稿，他还是连一句
话都说不出来—除去开头那一句。当他出现在台上时，只听见一片欢呼声。不过他没有停下来鞠躬，或者是凭借其他的什么方式来对大家的欢迎进行感谢，而是径直走到宣读手稿的桌子边，打开了书夹子，他的神态立刻僵化起来，在一个半小时里，除了翻书之外，他几乎一动都没动—身子微微向桌子倾斜，左胳膊似乎是一根被牢牢撑着的树桩，右膀子则横放到桌子上。每隔两分钟，他的右胳膊便要朝前挥动一次，翻一页书，然后再次放到背后去—整个动作令人联想到一架机器，一架有规律地进行循环往复，敏捷而又准时的机器。你简直都能够想象得到你听见了它所发出的叮当声。他是个彪形大汉，身形魁伟，穿得土里土气，所以看起来笨头笨脑的，像个朴实的老农。
我充满好奇地听他开始讲话，他并没有让我等太久。他将左胳膊一撑，右胳膊放到背后，然后便俯下身来照着讲稿，将脸稍微扬起，看了听众一眼，像牛叫那样吼道：“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在那之后，便一直吼到底。在不断的欢呼、大笑声中，一味地讲下去，对那些欢呼和大笑丝毫没有在意。他的演讲，就像一发发对准了目标的子弹，朝着蓄奴势力和北部为蓄奴进行辩护的人展开了猛攻。他的成功在于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方式。因为他的讲话没有任何技巧，除非他那极端鼓舞人心的真诚也可以被称为技巧。他刚讲完便转身走下讲台，就像对背后所爆发的欢呼声无动于衷那样。
他的身子结实得简直像头牛，体力和耐力都像个角斗选手。当时的快车不多，有一次，他转车脱了班。为了不至于将哈特福德约定的讲演耽误了，他坐“牛车”走了一整天外加大半个夜晚—而当时又正值隆冬季节。下了牛车，他便直接赶到讲台上，都没有吃中饭，不过一上讲台，他便声若洪钟，丝毫没有倦意。他坐下来同我聊天，吃晚饭，直到半夜，到了最后还是我认输了，而不是他。他和我说，在第一个季度里，他每个月要有二十五个晚上朗读他的《诅咒卡南》，这种状态持续了九个月。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演讲人将这纪录打破过。
他说，自己连续二百二十五个晚上重复地进行演讲，结果是开始讲的话他根本不用看着稿子便能背出来。有时候，如果胆子大一点，甚至可以这样一干到底，而且还会引发另一种情况。长期在外演讲后回到家里，傍晚靠着壁炉边坐着边默默地想，突然间钟鸣八下，将他的沉思打破了，他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便大声喊了起来：“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5
1861年夏天，奥里昂和我乘坐搭客马车横贯大陆，并在大盐湖城停留了两三天。我已经记不清那时候谁是犹他准州的州长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不在那里—准州州长经常会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只不过是些政客，来边远的地方吃苦头的目的是为了将州建起来，然后自己以参议员的身份回来。不过当时州长的职务是被准州秘书弗兰克·富勒代理的—当然他也被称为州长，就像奥里昂在得意时因为奈州长不在职就得到这种临时的称号那样。在民主国家里，人们得到的荣誉称号，哪怕是由于偶然机会得到的，并且仅能够使用48个小时，那也是永久的，就像是天堂里所具有的永久性一般。从此，你就再也去不掉这些称号了。只要你做了一周的治安法官，那便永远是“法官”。在7月4日爆发的某次战役中做过民团少校，那便永远是个少校。纯粹是因为误会，而在无意中被称为“上校”，那么这个人便终身都会顶着这个称号。我们对称号与门第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但口头上都对它加以嘲笑。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民主权利。
是的，富勒是代理州长，他让我们在大盐湖城休息的那两三天过得很快乐。他精明能干，积极进取，并且对当前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不仅是感兴趣，并且如果值得的话，他的兴趣还要比一般人的大五倍，甚至是十倍—真是个充满生气的人。
在这以后的五六年，我一直生活在太平洋沿岸。1867年1月间，我取道地峡回到美国。到达纽约后，我见富勒正在忙什么事。见到我他很高兴，想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认识。过去，我没有听说他已经娶了妻子，也并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好吧，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他那甜蜜且又文静的妻子，她特别殷勤、可爱而又厚道。然后，令我更加大吃一惊的是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几个女儿。她们真是他的女儿，落落大方，还结过婚了—他并没有说结了多久。喔，富勒可真能吓人。要是他给我看的是几个小孩，那还差不多，比较合情合理。但他看上去特别年轻，不像有那么大孩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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