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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1871年或者1872年，他们到了纽约，然后又不得不去了别处。自从到了太平洋沿岸以来，奥里昂一直都想靠执行律师业务来谋生，不过他总共只接到了两起案子，他本来想免费替人家办这两起案子的—不过结局怎样，也是永远都无法知道的，因为有关当事人，在他还没有插手的时候就在私下里将案子结了。
在基厄卡克，我给我妈买了一所房子—每个月我会给她一笔钱，奥里昂也会给一笔，然后他们就共同住在这座房子里。本来奥里昂可以在《城门》（一家日报）的排字房做他自己想做的活，工资待遇也不错，不过他的妻子却因为做过州长夫人而抹不开这个面子，坚决不同意如此降低身份。她宁愿依靠救济生活。
不过，正像我所说过的，他们还是来到了东部，在纽约的《晚邮报》，奥里昂搞到了校对的工作，每周报酬为十块钱。他们租了个小单间，烧饭也在屋里面。他们就依靠这笔钱生活。
不久，奥里昂又来到了哈特福德，让我帮他在位于哈特福德的一家报馆里面找个记者的工作干干。这样，我就又有机会试试那个卓越伟大而又屡试不爽的办法了，我也真的试了。我要他不带任何介绍信就去了哈特福德的《晚邮报》，只要求做些擦擦扫扫的活，或是别的什么活，不要钱，就说他只需要工作，不需要钱，他满心想的就是工作。果然，还没到六个星期，他便调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薪水是每周二十块钱。他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值这个价钱的，于是立刻就有其他家的报纸请他过去，给他更好的待遇，不过我建议他不要答应别人，而是先去《晚邮报》，将这件事告知他们。于是《晚邮报》为他加了薪，将他留住了。我想这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快活的一项工作了，这个职位非常适合他的个性，极其轻快，他在每个方面都过得非常舒服。
不过，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倒霉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是无法阻挡的。
那段时间，一家共和党的日报要在佛蒙特的拉特兰开办，那是由一些有钱政客们开的股票公司开办的，他们将邀请奥里昂去担任主编，薪水是每年三千块钱。他非常想要接受，他的妻子也是—不，是更想接受，加倍地想，三倍地想要接受。我苦口婆心地百般进行劝告也没用，我说：“你的为人就像水那样软弱柔顺，人家很快便会发现这一点的，他们丝毫不用费力就会发现你为人没有什么骨气，他们能够像对付一个奴隶那样来对付你。你可能会待上六个月，但绝对不可能更久，然后，他们不会像请一位绅士那样请你走，而是会像对待一个游民那样将你扔出去。”
我的预言丝毫都不是危言耸听，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奥里昂同他的妻子又一次迁往那个被贬斥而又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了。到那儿之后，奥里昂写信来说，他并没有重操律师业务，为了他的健康起见，他认为自己需要绿色产业和新鲜空气，需要一种室外的工作。他说，他的岳父在距离基厄卡克一英里路程的界河边上有一小片地，还有一间小房子，他打算买下这块地来办个养鸡场，这样不但能够供应基厄卡克所需的小鸡和鸡蛋，还能够供应奶油—但我不知道养鸡场是否出产奶油。他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只要三千元现金就能到手，于是我就将钱寄了过去。
奥里昂便开始养起了小鸡，他每个月都会寄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从报告上来看，他能将小鸡按照每对儿一元两角五分的价钱顺利地销售给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们，但从报告上看，也知道他每对儿小鸡的本钱就要一元六角。但奥里昂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丧气，我自然也就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每个月他都要定期从我手里借一百块钱，每个月都是这样。而最足以用来对奥里昂做生意那种严格刻板的作风进行说明的是—他可向来是以做生意本领高强来自夸的—每个月的月初他收到那一百块钱后，便会将这笔钱的借据寄来，除此之外还按每百元六分的年息，从那笔钱中，寄过来一个月的利息，这些借据则总是为期三个月的。当然我没有保留这些东西，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东西都不值一个钱。
正像我所说的，他一直都是按月将养鸡收益或赔本的细账寄过来—至少每个月养小鸡亏本多少的细账会寄过来，他的报告包含了各种开支项目—喂鸡所用的粮食支出，为妻子买一顶帽子的费用，为自己买一双靴子的开销，如此等等，甚至还包括车费，以及每月一角用来对那些想要坑害中国人的传教士进行帮助的捐款。后来我发现在开支项目中竟然还有二十五块钱的教堂座位费，我的火一下便上来了，立刻要他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一下，卖掉座位。
奥里昂的家禽实验恐怕是只持续了一年或是两年，反正总共花掉了我六千块钱。在我的印象中，奥里昂没有卖掉他那个鸡场，他的岳父之所以将它收回是因为想要做一下自我牺牲的仁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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