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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立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目的是令我自己的作品能够“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对自己的书是有信心的，事实上，一直以来，除了自己的书以外，我压根没有想过要帮助别人出书。不过，后来由于很偶然地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离开了这个宗旨，那便是格兰特将军那值得纪念的回忆录。
那件事发生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结束了在奇克林大厦的演讲，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下雨天，路上根本看不到几个人。走在两盏路灯之间的黑影里，我发现有两个模糊的身影正好出了大门在我前面走着，只听到其中一个说道：“你听说了吗？格兰特将军终于下决心要写回忆录了!今天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只听到这么一些—而正是这句话—让我有了一点好奇心，之后甚至连我的出版原则都改变了。现在想来，我能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第二天一早，我便专程去拜访了格兰特将军，想打听一下他的写作情况。最终我来到了他书房里见到了他，他的儿子弗雷德·格兰特上校也在。将军对我说：“请先坐下来，稍等一会儿，等我在一份合同上签个字。”—接下来又说，这份合同是为了他正在写的一本书而签的。
弗雷德·格兰特显然是亲自审查过这份合同。他对这份合同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也是这么对他父亲说的。格兰特将军于是就走到桌子边，拿起笔准备签字。当时，如果我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任凭他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也许结果会更好一些，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我阻止了他的这个举动，说：“将军阁下，请等一下，请让弗雷德上校将合同读给我听一下。”
弗雷德上校耐心地把合同为我读了一遍。合同的另一方是世纪公司，合同上建议让他们为格兰特将军出版回忆录，他们提供给将军的版税仅为百分之十。这简直就是瞎搞!是乱说!—不过据我推测，这样一个愚蠢的建议被提出应该是由于出版公司的无知，而不是不老实。听完我马上表示很高兴能及时干预并阻止了这件事。
不可否认，规模庞大的世纪公司对出版杂志是相当内行的，我想谁都没
有资格就这一方面来批评他们什么。不过在当时，对于征订出版图书这件事，除了零售，他们大概没有任何经验。甚至连在零售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具有价值的经验，否则的话，他们也不至于按照对待一位不知名或是没什么声望的作者的版税办法来对待我们所尊敬的格兰特将军了。
我又进一步地说明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版税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不公正、不公道的。我建议道：“划掉百分之十，改成百分之二十，或者干脆改为纯利的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将军听了我的话后很不以为然，并且态度非常坚决地表示，世纪公司绝对不会同意出这个价的。
我说，他们一定会愿意的，因为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有着好名声的出版商会不愿意出这笔钱的。
但是将军还是直摇头，他仍然想照合同上原来的条文来签字。
我指出，如果按照合同原来的条文，在原有的百分之十中还有一项更令人不愉快的细节，那就是最不知名作者的规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骇人听闻的规定—这个合同不仅对格兰特将军规定了百分之十这样充满了侮辱的版税，更规定了这百分之十中还需要扣除一些杂七杂八的额外费用，例如给办事员的工资、房租、清洁费等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目—他们简直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严肃地告诉格兰特将军说，他理应得到纯利润的四分之三，而至于平常的开支，则完全应该由出版商来支付。
我的这话让格兰特将军颇为烦恼，他担心，这么一来，自己会被陷于不义的地位，成为一个卑鄙的掠夺者了—出版商的掠夺者了。我劝他说，如果他认为这是一桩罪过，那完全是因为他所受到的教育有限。我反复地对他说，这不是罪过，而是与他的声名以及地位相匹配的正当而又合理的权益，这是在天堂也要用两轮光圈来酬报的事情—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两轮光圈的话，肯定会得到这种报酬的。
但是将军仍然无动于衷，他甚至要我列举出愿意跟他做这件高尚的事的出版商名字。于是我便随便提了哈特福德的美国出版公司，但是将军随后便要求我证实自己的说法。我承诺可以通过电报，在六小时内拿出能说服他的证据来—发报到哈特福德大概需要用三个小时，而由布利斯兴高采烈地回电表示接受提议，也要用三个小时左右—要是他希望更快地得到答复，我甚至可以自己到哈特福德跑一趟，亲自把合同拿回来。
虽然将军还在坚持，但是弗雷德·格兰特上校开始被我说服了。他主张将世纪公司的合同先放在桌上二十四个小时，而在这段时间里，不妨把情况研究透彻，讨论清楚。他说，现在绝不是动感情的时候，现在应该是纯粹地做生意，只需要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理智的生意人都不应该在自己的生意中掺杂私人的情感。他有关感情和生意的劝告明显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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