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非常诧异，就像看到哥伦布的厨师在指导哥伦布应该怎样航行而感到大为诧异那样。我无法预料，别人的帮助以及鼓励能对格兰特将军要做好的事情起什么作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很谦逊的人，当他试着做一个新行当时，正如新船员在陌生的海上行驶，需要听到鼓励的话语，就如同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他居然想听一下我的意见，将军期盼着听到我的意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敬重，于是一有机会我便将谈话巧妙地引向这个方面，既提出了意见，又不至于显出扯着耳朵朝里灌的样子。
有一次，我偶然将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同恺撒的《纪事》作了比较，从而令自己有条件来作出判断。我诚恳地说，两本书都有非常大的特点—明晰、朴素、直率、诚实，不装腔作势，对于朋友、敌人的评价都非常公正，具有战士所应有的满腔热忱与朴实无华。我认为两本书的水平不相上下，至今我都还是这个意见。后来我得知，对于我的这个判断，格兰特将军感到非常高兴。这就表明他正如其人，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是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于赞扬的话总是非常看重，即便说的人有没有资格这么说还有待研究。
虽说格兰特将军的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旧笔耕不辍，顽强地坚持着写了下去，直到后来整本书大功告成。那个时候，他被送往了麦克格雷戈尔山，生命危在旦夕。再到后来，他便已经说不出话了，需要说话时，就用笔将要说的内容写到小纸条上。
在他临终时，有一次我去他那里看他，他用笔将想对我说的话写了下来，很明显是非常担心地问我：他的书是否能够对他的家庭有些帮助。
我说，推销工作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着，一切工作全都处于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咨询的、征订的、寄钱过来的，正在络绎不绝地不断涌入。如今推销运动的一半还都没有完成—如果等到全部都被完成，他的家里至少能够收进二十万元。他听了之后，流露出特别欣慰的神态，用笔写出了感激之情。
我进屋时，看见南军将军巴克纳正在准备离开。他和格兰特是西点军校的同窗，那大概是1840年的事情，而稍迟的某个时候，他们又共同参加了墨西哥战役。在那次战争之后，格兰特（当时属于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奉命前往俄勒冈任军职，但是不久他便辞职来到了东部。在纽约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巴克纳，并从他手里借了五十块钱。1862年的2月，巴克纳负责对多纳尔森要塞的南军进行指挥，而正是格兰特率军将要塞攻占了下来，俘虏了一万五千人。在这之后，这两个军人就没有再见过面，直到二十三年之后，在麦克格雷戈尔山那天。
当时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在场，于是大家便说笑开了，有些话是用来取笑巴克纳的。
巴克纳将军在最后说道：“我特别钦佩格兰特，而这种钦佩是要追溯到我们还是士官生涯的那个时代。他同我的任何熟人一样，具有非常多的优点和品德，不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便是，在借钱方面他简直不可救药。他借钱时，只知道一个限度—只要你有的他都要借过去。在我穷时，他从我这里借走了五十块钱，在我好不容易才富起来时，他又找到我借了一万五千元。”
格兰特将军在7月23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在麦克格雷戈尔山逝世的。九月或是十月时，他的回忆录正式交付印刷，我们制作了几个版子，分发给几家大的印刷厂承印，大批的蒸汽印刷机都在连夜赶印这本书，几个大型装订厂也在忙着装订。书为两卷本，那种大的八开本在市面上要卖九块钱一本，精装的更贵些，还特别制作出了两千套定价为二十五块的木纹小牛皮精装本。
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在12月10日公开发行了，结果没有超出我的预料，
之前我曾经向格兰特将军说过，他的书会销六十万册，结果真是这样。一开始我们便卖了二十万套。付给格兰特夫人的首张支票为二十万元整，几个月后产生的第二张支票为五万元整，至于后来的那部分支票有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在我看来，付给格兰特夫人的总数差不多在五十万块左右。
这个时候也正是韦伯斯特万分得意的时候，当他还是小商人，默默无闻时，他的帽子号码为六又四分之一，到了后来他开始得意时，他的脑袋甚至连一只桶都套不进了。他喜欢对这本书的奇迹进行滔滔不绝的叙说；他喜欢对统计数字进行列举；他喜欢说书皮上的烫金字是用了十三英里长的金箔印成的；他喜欢讲三十万套书相当于多少吨。
当然，捎带着，他的老毛病便又犯了：韦伯斯特觉得正是他将书推销出去的。他认为，虽然和格兰特将军的巨大名声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韦伯斯特的这些匪夷所思的妄想都能够说明这一点，那便是，他只不过是个平常人，只不过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出版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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