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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天国之父之所以将人类创造出来，是由于他对猴子特别失望。我也相信，一个人，即使是很有智慧、很有文化，假如对一件不是自己的专长或者自己并不是非常熟悉的事发表意见的话，那么这种意见经常会是非常愚蠢、没有价值的，这种行为肯定会令天国之父感觉人类又令他失望了，人简直比猴子强不到哪儿去。
各国的国会以及议会都不是由作家以及出版商，而是由律师、商人、厂主、农业家、银行家，如此等等的各种人物组成的。当提出足以对这些大企业造成影响的法案时，他们立刻变得高度紧张、全神贯注起来，因为这些事的走向可能牵扯到很多立法机关中的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随时随地，他们都准备起来拼命斗争。那些对法案进行制定、修改、解释以及讨论的人，正是对其中利害所深知的人，同时一般民众也信任他们，公认他们有进行制定、修改、解释以及讨论等一系列的程序的权利，并且向那些不懂得的人提供权威的资料。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美国或英国的重要法规，也许多少还是有些智力含量的产品，还充分体现出了各方制衡的原则，还不是不可救药到像白痴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版权法例外。
直到如今，各国的国会以及议会仍旧很像七十五年、八十年前的英国议会的样子，注定将来也仍旧会是那个样子。当年，在英国国会开会对关于出版等事宜进行讨论时，这些事对于他们来说全都是陌生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就好像没有出生的婴儿对于神学以及版权一无所知那样。同时这些事情也不会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就好像远在月球上的事情那样和他们没有关联，所以对于出版，他们无知并且没有丝毫的求知欲望。
我记得，当时这些议会里面，并没有铁路上的人。那些议员们必须借助斯蒂芬森的说明才能够懂得一些有关于铁路交通的事情，而对于他，他们则认为他是一个又疯又傻的幻想家，甚至是一头蠢驴兼诗人。过去，他们对有关铁路上的事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自然不太可能对斯蒂芬森有什么了解。
所以，尴尬的局面不可阻挡地出现了，那些斯蒂芬森的说明，对他自己来说，是特别简单的道理，但对那些好心肠的议员来说，却是重重的迷雾。对于他们的知识储量以及理解水平来说，他所讲的是谜语，并且似乎毫无意义，似乎是梦境以及妄想般的谜语。虽然如此，既然是绅士，并且仁慈而又高尚，他们就耐着性子、慈悲为怀地对斯蒂芬森的话进行倾听。
可是后来，当斯蒂芬森见到他们那木讷的眼神以及冷漠的反应时，他的火气最终爆发了，说话也没有那么谨慎了，他竟然公然宣称自己能够向全世界证明，他能够在铁道上开动蒸汽火车头，每小时行驶的速度能够达到无法想象的十二英里之多。这下他便完蛋了。他这样一讲，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们就再也不客气了，他们将虚伪的面纱撕了下来，干脆称呼他为一个专做白日梦的梦想家，一个稀奇古怪的人，一个十足的精神病。
斯蒂芬森在蒸汽火车头上遇到过的这种事情，也总是发生在版权问题上面。对于他们要制定法案的事，立法者们一窍不通，还不肯学，教也教不会，并且永远如此—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后继者。全部这一切的改变都必须一直要到他们自己成为出版公司的股东，能够感觉到作家以及出版业的事情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那一刻才行—但在当前这个年代，这一天是永远都不会到来的。
有时候，作家多少是懂得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不过被了解到的那些东西毕竟是极少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真正完全、彻底地懂得有关出版商的事。一个人必须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商，这两种行当的苦头都吃过，才有资格去各国的国会或是议会的版权委员会，提出一些具有价值的意见。
在各个国家的国会或是议会里面，有关大公司利益的有价值的演讲，早已被成千上万次的发表过了，因为在这些重大问题方面，演讲的人总是历尽艰辛，说这些话，他们是有资格的。但是，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去立法机关就他那个行当来发表过去或是现在值得记住的演讲。据
我所知，只有一个作家曾在立法机关里就本行发表过值得记住的演讲—那便是麦考利。
也许，他那次演说，哪怕是放到今天进行考察，也还会被作家以及出版商称为伟大的演说。但实际上那次演说对于有关的题目是那么的无知，论证又是那么的肤浅和枯燥无味，这在那些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商的人的眼中，只不过又是一个不幸的证明罢了。同时它也能够说是一个确证—它对当年天国之父抛掉猴子而用人类代之，是对猴子非常不公道的事进行了证明。
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看。如果你能证明下面的事实，即这个残酷的世界中，每个世纪都会生下二十个白痴，而每一个白痴，因为特殊的天才，都能够制造出任何其他人不能制造出来的商品，从而令这个白痴和他的子孙能够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用来维持五六个人的普通的生活。这样，基督教世界的任意两个国会或是议会，都不应该卑鄙到如此地步，竟然将那微薄的收益限制在若干年之内，以便令那些无权提出要求的人得以在这个期限后对这个权利进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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