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下午的一点钟，苏西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她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个字，表达出了自己热切的希望。她用手摸索到了凯蒂，摸着她的脸，叫了一声“妈妈”。
当她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刻，当死亡的阴影逼近的时刻，还可以被赐给美丽的幻觉—这最后的幻影，自她心底深处那蒙着云雾的镜子里面照出来的是她妈妈的幻影。在她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激发出来的情绪，是因为这想象中的幻影的出现而激发了喜悦和安宁。这一切应该是上苍的多大恩惠啊!
差不多两点钟，她神态安详，似乎睡着了，从此便没有再动一下，她的知觉丧失了。接下来的两天零五个小时里一直都是这样，直到星期二晚上的七点零七分，她才最终解脱了。那个时候她二十四岁零五个月。
23日，她妈妈同她的姊妹们亲眼看着她入殓—她一直都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的心爱之人。
2
明天是6月5日，是我一生当中惨遭不幸的日子—我妻子去世的日子。这件悲惨的事情是在两年前发生的，地点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们将她带到那里，本来希望她可以好好休息，希望她的病体可以恢复健康。
本来对这本自传进行口授，是1904年年初在佛罗伦萨开始的，但后来因为失去了妻子，我日夜怅惘，愁肠百结，工作很快便被迫停了下来。一直到了1906年的1月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要将口授恢复，这段时间里我最为难熬，我无法将思念与哀悼停止，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办法进入状态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个让人感到哀痛的事件，和这段孤独时间中的不幸遭遇，以及在这之前的二十二个月中那种折磨人的痛苦，千万种情绪以及细节，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诉说。现在我希望能够勾画出一个轮廓，对这段缺漏之处进行一下弥补，我想目前自己只能够做到这样。
克莱门斯夫人向来身体都不是非常结实，应该说是特别孱弱的。以她那瘦弱的身体，能否将环球旅行那十三个月的奔波劳累顶下来，本身就很难说，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太平。
那是在1895年的7月15日，我们于埃尔迈拉搭乘火车西行的时候，正赶上夏日炎炎，热浪炙人，后来再加上夏季炽热的森林地带高温，如此情形持续有二十三天之久—而在这二十三天内，每晚我都要发表演讲。即便是这么艰苦，克莱门斯夫人抵达温哥华时，还是能够像启程时一样健康，也就是自这一天起，她的身体好了些，虽说连续五个月我们都过着夏季生活，在这中间没有歇过一口气。我们到达夏威夷群岛时已经是夏末了。
我们在10月里到达了位于赤道以南三十四度的澳大利亚的悉尼，那里正是澳大利亚的夏季。我们停留期间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塔斯马尼亚时全都是夏天。1896年的1月1日，在墨尔本开船离开时，也还是夏天。
至于在锡兰的时候，那当然也是盛夏季节，从来都是如此。一月份，我们到达孟买的时候，孟买的英籍居民说他们正处于冬季，但对于我们来说，自从7月自埃尔迈拉启程以来，就一直都没见过气候有什么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印度都是夏天，直到3月17日为止。那个时候杰普尔的一个英国医生让我们立刻飞往加尔各答，离开印度，因为热天随时有可能来临，将会对我们这些对亚热带气候不习惯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于是，我们在他们所谓的“冷天”里，流着汗，自拉瓦尔品第赶到加尔各答，搭船前往南非—克莱门斯夫人的健康却仍旧在持续地改善。在南非旅行演讲的整个过程当中，她同克拉拉始终都陪着我，对我的饮食起居进行照顾，
帮我排遣烦恼寂寞，除了到比勒陀利亚那天之外，她身体没有犯过一次毛病。
最后，在1896年的7月14日，我们的旅行演讲结束了，第二天我们便搭船前往英国，31日在索斯安普顿登陆。两周之后，因为知道苏西害病，克莱门斯夫人同克拉拉搭船回国去进行护理，结果发现她已经在外祖母家里躺进了棺材。
不久后，家里剩下的人便来到了英国同我碰面。我们先后在伦敦、瑞士、维也纳、瑞典住过，后来又住到了伦敦，直到1900年的10月。那个时候，我们才搭轮船回国了，此时，克莱门斯夫人的健康和体力是自她十六岁时遭到前面所提到的不幸以来最好的了。
我们住到了离第五条街不远的西第十条街的14号，在那里住了一年。在那里，克莱门斯夫人的身体由于过分操劳而负担过重，那是因为我们的屋子非常大，家务操持起来是非常辛苦的—在纽约的时候她也一直是这样—但是她又不愿意请帮工。自结婚的那天起，在这种事情上，她就从来都不听从我的劝说，非要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可。
社交应酬也对她的健康无益。在纽约最为繁忙的冬季社交季节，我的那些来往的书信多得令我和我的秘书都无法对付，克莱门斯夫人便分担了我们的部分任务。一天我亲自写了三十二封短信，后来却发现克莱门斯夫人同样写了这么多，这真是令人不安啊。本来她的负担就已经够重了，又加上这样的劳累，实在是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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