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股党”
1838年8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呈清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徙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一片切中肯綮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道光皇帝，于是有了第二年珠江口岸的“虎门销烟”。然而，“虎门销烟”并未能够完成禁烟的任务，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对中国的禁烟行动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继续获得来自中国的大批白银，英国政府断然决定采取武力的方式来摧毁中国的禁烟决定。于是，中英两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鸦片问题而导致的长达两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使得此前禁烟的全部努力都化为乌有。相较于中英《南京条约》中的赔款、割地等屈辱协定，也许这场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更大损失还不是这些，它给中国造成的更大的危害是，此后的一百年间，鸦片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公害。鸦片烟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夺取了中国人大量的钱财，更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精神。
在中国罪恶的鸦片贸易中，上海居于核心性的地位，在长达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上海都是中国的毒品交易中心。毒品交易，俗称烟土业，又与上海的帮会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种蕴藏着暴利的黑色行业，寻求某种势力的庇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上海烟土业的主要经营者就是帮会中人。进入民国时期，中国更是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政府势力薄弱，而帮会势力则日益猖獗。烟土这个黑色行业，就一直为青帮集团所控制，其中的领潮者，前期有“大八股党”，后期则为“小八股党”取而代之。
“大八股党”，原本称为“八股党”，只是后来又崛起了“小八股党”，为了与之相区分，人们才习惯称之为“大八股党”。所谓的“大八股党”，指的是以沈杏山为首的主要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的一个帮会流氓集团，因其核心成员有八个人，所以称之为“八股党”。
“大八股党”的八个成员分别是：沈杏山、季云卿、杨再田、包海筹、郭海珊、于炳文、谢葆生和戴步祥。
同黄金荣一样，沈杏山也是端着一只洋饭碗的，他同样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当差，不过，他供职的不是法租界巡捕房，而是英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与黄金荣相同的是，他也是帮会中人。辛亥革命之际，沈杏山瞅准了这个大好机会，利用种种手段迅速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凭借他在租界和帮会中的双重有利地位，将公共租界中原属英国租界的一半领地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中，而他自身所从事的主要行当就是烟土业。开始的时候，沈杏山所干的勾当根本不是从鸦片交易的过程中进行牟利，而是进行赤裸裸的抢劫。当然，这种勾当做得越久，难度就会越大，因为那些鸦片商人面对他们的劫持是不会毫不防范的，所以后来沈杏山就改换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与控制鸦片贸易的潮帮商人谈妥，他们负责包接包运，其实也就是收取保护费。
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势力，“大八股党”与公共租界的谭绍良、尤阿根、陆连奎等华人探长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利益同盟关系，而他们又不惜重金贿赂了上海的两股基本的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并且他们还通过这两个营进而打通了军队的关节，使得上海的军队亦能派出化了装的士兵沿途对鸦片商人进行有效的保护。当然，“大八股党”也少不了让公共租界的警务处“利益均沾”，在金钱这种强力粘合剂的作用之下，彼此结为一体，形成了上下同心的大好局面。这样，经过数年的奋斗，以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集团几乎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贸易，日日不断地将大把的钱财纳入囊中。
在“大八股党”集团中，季云卿的地位仅次于首领沈杏山。他是江苏无锡县石塘湾人氏，生于1868年，早年曾学做银匠，后来又相继开设过茶馆和戏院，但是经营如此的产业并不是季云卿的所长，不论是茶馆，还是戏院，都是开张没过多久就因为严重的亏本而迅速转让给了他人。结果，经商数年，季云卿不仅没有积攒下多少钱财，反而赔进去了不少银子。不久之后，处于窘境之中的季云卿来到上海，投拜到青帮“大”字辈头目曹幼珊的门下，从而成为青帮“通”字辈的大流氓，当然，这仅仅是开始的时候，后来发达了的季云卿则由“通”字辈转为“大”字辈的一员。在经商的时候季云卿频频吃紧，可是进入青帮这片广阔的天地当中，他却如鱼得水，很快成为上海帮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不仅与沈杏山结成了异姓兄弟，而且与后来的上海滩流氓“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都过从甚密，尤其与黄金荣之间更是称兄论弟。在广结四方高人的同时，季云卿也红红火火地在上海以及自己的家乡无锡开设起了“香堂”，广收门徒，逐渐将一大批出身于政客、党棍、劣绅、兵痞、流氓等三教九流收纳到自己的门下，从而成为青帮之中门徒最多、势力最强的“老头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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