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并不将她的那些道理当成祈祷文一般反复念诵，可是她利用起它们来反而巧妙得超乎寻常。她很清楚，有必要将那些道理加以变更，以便在我们这些房客面前保持她那垃圾箱烈士的威望。她很清楚自己那野蛮天才的影响力，这种天才可以解除最大胆人士的武装，也可以使最热中于争辩的人感到气馁。
不过，较之其他理由，她更少运用垃圾箱臭味这一点——显然是因为这个理由最能表达这一切于她意味着什么。诚然，在她的院子里，在她的门房旁边，垃圾箱里的垃圾一连几天存放不倒，这是她绝对受不了的，她不可能忍受这样的臭气，连想到这一点都万难忍受。然而，她不提这点。她只说：
“信教的人礼拜五吃鱼，礼拜天才见到鱼头。没道理。因此，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比起门房，房客全都是无赖。”
冷静想来，假如她自己确认有权感到垃圾箱太沉重，她却没有绝对把握认为自己有权感到垃圾箱太臭。因此，她只在愤怒的当儿才谈太臭，那时也就顾不得害臊不害臊了。假如说垃圾箱的重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以严格地衡量、证实，那么，垃圾箱发出的气味却是相对的——只与她的感觉、她的嗅觉有关。众所周知，这种臭味为所有垃圾箱所固有。所有的垃圾箱都臭，人们就可能对她说，您干脆承认吧，您不适合这份工作。然而，她想说服我们的恰恰与此相反：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垃圾箱很特别，它比其他的垃圾箱更臭，任何门房都不可能忍受那样的气味。因此，她只用转弯抹角的奸诈方式操弄这个理由，为的是别一开始就暴露出她憎恶这个工作，以及她无论如何都可能憎恶这个工作。哪怕对准时倒垃圾的房客也如此。她不想损害自己对我们的影响力，也不想断绝与她的敌人的联系。
要不，她还能怎样发泄她那让人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怒气？这种怒气有时能持续四天，假如这怒气开始只针对一个房客，它很快就会扩展到别的房客，扩展到一般意义的房客群体，而且马上扩大到全人类——加斯东除外。因此，她不会笨头笨脑地对我们讲垃圾箱臭。她讲，瞧这些房客穿得那么讲究，从他们交的房租金额判断，他们是那么富有，谁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会“虚伪”到竟能忍受家里的垃圾腐烂发臭好几天。她说，她，她自己，连她都受不了这样的情况。她，在生活里垃圾箱起着决定作用的她，她，卑贱中的最卑贱者，连她都忍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也许我们当中的某一位应该给别的房客写封信，替道丹太太说点好话。有时，我想，我可以充当这样一位房客。然而，这类信件永远是那么回事。与其说为了给房客们看——谁在房客们面前替他们的门房道丹太太说好话，房客们都会变得油盐不进——不如说为了什么？为了把信交给道丹太太和清道夫看。大家想，只有他们俩可能理解我，可能为我的努力而感动。可是后来呢，我能怎样坚持按时倾倒我自己的垃圾箱？我自己的一切行为能严谨到什么程度？何况我对道丹太太稍有不慎，她就会揭露说我那封信是额外的虚伪表现。何况，别人过分希望她好，她反而受不了，因为这再清楚不过地对她证实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她这位门房遭受到的房客们的真正否定，而且她认为，每日的垃圾箱苦役已使这种否定具体化了。
因此，既然没有收信人，下面，就在这里，就是我可能愿意写的替她说好话的两种信件。这是其一：
“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硬说，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天天倒垃圾，垃圾箱比天天倒垃圾的垃圾箱重得多——而且天天倒垃圾是我们对她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只有在某个奇异的巧合使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天倒垃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换句话说，似乎一个礼拜总有那么几天我们都有这样做的心情，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同时行动，而且那几天又非常适宜倒垃圾。道丹太太声称，这种做法已经延续了好几年。而我们当中又没有任何人试图核实她的说法。事实上，也不排除她有道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些比这个奇异得多的巧合，我们并没有怀疑这类巧合，因为它们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方式很诱人——比如一些毫无根据的消息——也因为那些巧合与我们无关，不会使我们受到任何约束。那我们就接受道丹太太的说法吧。为什么不呢？那就让我们作出这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垃圾吧。这样做，我们可以在她还能生活在我们当中的这段日子里让她得到最大的快乐。她会感到运送垃圾的苦活儿变得轻松了。而且，这苦活儿在她眼里会变成我们尊重她的标志，以及她战胜了我们的标志。”
假如我在这里谈及这封信，不会得罪任何人。然而，如果我把这封信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进信封，写上房客的名字寄出去，它肯定会惹恼所有的房客，无一例外。房客就是这样：只能白纸黑字，在书上同他们谈论他们的门房，否则他们会变得油盐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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