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唯一可能得到的机会——闯入，比如说，咪咪小姐家，最终侵犯那满意的殿堂的机会——那就是某一天在咪咪小姐的膳宿公寓发生一起，比如说，什么悲惨事件。而且，并非任何一起悲惨事件，而是一起巨大的悲惨事件，大到可能引来一帮司法窥淫癖者、一帮警察、监察员、调查员，还有——为了给混乱和缺少第一时间的监督火上浇油——好奇的人们、邻居以及（为什么不呢？）清道夫。透过他的话语，咪咪小姐显然已经看穿了加斯东怀抱的欲望的性质。于是，从一开始，她自然就成了道丹太太和清道夫加斯东喜欢的玩具。而他们俩呢，从另一方面说，又给她的生活提供了分享自由、大胆、冒险场景的唯一机会。她充分感受到，这两人在让她冒险，冒艺术的险，对她来说，他俩就是电影、阅读、戏剧，所有她过去一直拒绝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咪咪小姐永远禁不住聆听道丹太太与清道夫加斯东谈话的原由，尽管他们无边无际的不满，和他们的表达方式一直让她发抖。
“假如根据撒尿来判断，”加斯东继续说道，“那一定喝得很雄。”
“撒尿，所以就喝呗。”道丹太太说。
“那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加斯东说，“一个哲学家说过同样的话：‘我思，故我在。’”
“如果说不出更好的话，他最好住嘴。”道丹太太说。
“说这句话的是笛卡儿。”清道夫说道。
道丹太太乐了。
“啥卡？说起卡，我知道有食品卡。”
“暂且说吧，”加斯东说，“那对我们啥好处都没有。”
“这个嘛，”道丹太太说，“我真不晓得啥对我们有好处。四楼有个作家，没让我得啥好处。他可是全楼最脏的。”
“不能一概而论。”咪咪小姐大着胆说道。
“是咱街区愿意这样，”加斯东说道，“这里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些哲学家。”
“好像是，”道丹太太说，“但那有啥相干？是哲家就不洗屁股啦？”
“有相干，”加斯东说，“不过，解释起来道理深着呢。”
“您太夸张了。”咪咪小姐又壮着胆说。
“照这么说，如果我不洗屁股，是因为我也是哲家喽？”
“谁都沾点哲家的边，”加斯东说，“就这个道理深。”
“这么着，我也是哲家。”道丹太太乐呵呵地说。
“为啥？您不洗屁股吗？”加斯东问道。
“哲家不哲家吧，对咱都没啥好处。”道丹太太又说。
“这个嘛，”加斯东也说，“倒真是那么回事儿。”
“就凭他们那聪明劲儿，”道丹太太又说，“他们最好找出点啥东西来取消垃圾箱。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那玩意儿不该存在。”
“在美国，各家都有自己的私人垃圾箱。除了大罐头盒，啥都可以扔进去。你们瞧，在法国，新修的大楼也都有私人垃圾箱，连廉租房都有。”
“我太老了，”道丹太太说，“现代大楼里，需要的是很年轻的门房。她们年轻，啥也甭干。我呢，我老了……可是，不去美国找，也可以找到点啥。”
她在解释她的想法。她呀，她希望每条街道的道旁都有专门的阴沟孔，每天晚上，人人都得在那里倒垃圾。“这能教会他们，”她补充说。她没有说明“这能教会他们”是什么意思。也不必说明，加斯东理解她。她想取消的，是垃圾箱和阴沟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就是不具名的垃圾箱；垃圾箱只有变成公用的、混合的，只有失去它们的个体特色才让人受不了。清道夫理解她，因为他的职业跟她的一样，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们一路走一路扔垃圾，他们走到哪里扔到哪里，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跟狗没啥差别。
“您在要求办不到的事，”加斯东说道，“而且这会取消巴黎市好多职位。开自动倒卸垃圾车的小伙子全得失业。还不算收集利用破烂的托拉斯再也没法运营。”
“有一种，”咪咪小姐再一次斗胆插话，“垃圾箱比您的垃圾箱完善。那是带盖的大垃圾箱。”
“那是德国的垃圾箱，”加斯东说，“完全密封的。”
“恐怕就是那种，”道丹太太说，“闻不到臭味儿。拖它时也瞧不见垃圾。”
“还有，”加斯东说，“美国军队的硬铝垃圾箱。那种垃圾箱跟德国垃圾箱一样，有盖子，但轻得多。我认为这种垃圾箱最好。”
“你们以为，”道丹太太说道，“那些无赖房客会为我签名向房东请愿吗？会要求我起码有一个带盖子的垃圾箱吗？才不会呢！这种事儿，他们太自私自利了！可是，就该各管各的臭屎，各管各的垃圾，这才像话嘛。”
道丹太太生活中最大的事件，让她最舒心最满意的事件，就是道政管理处的员工罢工。一般说，加斯东早上一到，总是他第一个向她通报这些事件。
“两三天后就得干起来。”加斯东说。
咪咪小姐低下了头。她不喜欢罢工。罢工让她恐惧，就像清道夫加斯东雄壮的能力让她恐惧一样。
“早该干了，”道丹太太说道，“这么说，刮顺风了。”
她唱起来：
“顺风来了，顺风来了……”
于是，对每个房客，道丹太太都要得意扬扬地通报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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