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这封信寄出后过了两天，你往这儿，往黑岩旅馆打电话，告诉我你即将来看我。
你在电话中的声音有点变，好像因为害怕，受了惊吓似的。我没有听出来。这是……我不知怎么说，对，正是，这正是你打过电话后我杜撰的你信中的声音。
你说：我就来。
我问为什么来。
你说：为了相互了解。
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是件了不得的事。我从未谈过，的确，从未谈过我生命中这一时刻的孤独。《劳儿之劫》后的孤独，《蓝月亮》、《爱》、《副领事》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我对它的感受不是孤独，而是一生中至此尚未品尝过的决定性自由的机会。我在中央餐厅用餐——总吃一样的东西——白煮海螯虾和一块勃朗峰干酪。我不游泳。海里和城里一样人满为患。我的朋友亨利·夏特兰和塞尔日·德吕米耶来时，我晚上游泳。
你告诉我，打完这个电话后，你一连几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在。后来我对你说过为什么不在，告诉你我的塔奥米纳之行，电影节，我要在那儿见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伯努瓦·雅科。但我很快会回来，回到海边，如你所知，这也是为了每周给《解放报》写八〇年夏专栏。
我又问你：来干什么？
你说：和你谈泰奥朵拉·卡茨。
我说我已经放弃了多年来我以为可以写成的关于泰奥朵拉·卡茨的书。为了我死亡的恒久长存，我把它藏在了一个犹太人的地点，一座对我而言神圣的坟墓，巨大、无底、禁止叛徒——背叛基本教义的那些半死不活的人——靠近的坟墓。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你说：明天上午，大客车十点半到，我十一点到你家。
我在我房间的阳台上等你。你穿过黑岩的院子。
我忘记了《印度之歌》的那个男人。
你是个又高又瘦的布列塔尼人。我觉得你很优雅，非常含蓄的优雅，这一点你自己不知道，现在依然如此。你走着，不看豪华住宅的大楼。根本不朝我看。你带一把很大的木柄雨伞，好似中国的油布遮阳伞，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用了。你还有个很小的行李，一个黑布包。
你沿着篱笆穿过院子，朝大海的方向拐，没有抬眼望我，便消失在黑岩的大堂里。
这是上午十一点，七月初。
八〇年的夏天。有风有雨的夏天。格但斯克的夏天。哭泣孩子的夏天。年轻女辅导员的夏天。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在此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八〇年第一个夏天的故事，非常年轻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与那个写书的、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间的故事。
我事先告诉了你如何找到我的套房，楼层，走廊，门。
你再也没有回到卡昂那座大都市。那是在八〇年七月。十二年前。自从我患病以来，我每年在这套房子里度半年假，你也一直住在这儿。这场病长达两年。深度昏迷。在我的病区的大夫们一致决定“了结我”的前几天，我睁开了眼睛。我四下张望。人，病房。他们都在——人家告诉我——我望着这些身着白大褂、一动不动的人，他们带着几分疯狂，几分狂喜，默默地冲我微笑。我没有认出他们的脸，但我认出这是人的形态，而不是墙壁、器械的形态，是用眼睛看的人的形态。我闭上双眼，接着又睁开，为了再看见他们，眼里露出——据人家说——开心的笑意。
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接着响起敲门声，然后是你的声音：是我，是扬。我没有回答。敲门声非常非常微弱，好像在你周围，在这旅馆和城里，在海滩和海上，在夏日清晨靠海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里，人人都在睡觉。
我又一次没有立即打开门。我还在等。你又说了一遍：是我，扬。嗓音同样柔和，同样平静。我仍在等。不出任何声音。十年来，我生活在极其严酷的、近乎修行的孤独中，跟我在一起的有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还有她，恒河女王，茶之路上的女乞丐，我童年的女王。
我开了门。
要了解一个故事，非得等它写出来之后。等促使作者写它的状况消失之后。尤其在书中他的过去，他的身体，你的面孔，你的嗓音变了样儿之后，它变得无法挽回、不可避免之后，我还想说：它游离于书之外，被远远带走，与它的作者分开，作者永远失去它之后。
接着门在你和我的身后关上。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来者的身后。
接着有了声音。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冷淡。庄严。这是你信中的声音。我生命的声音。
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谈书。一直，好几个小时。你提到罗兰·巴特。我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我对你说，我可以一下子拿出罗兰·巴特所有的书，去换缅甸森林里我的茶之路、红太阳以及恒河穷女人死去的孩子。这你已经知道。我还对你说，他的书我根本读不下去，对我而言，罗兰·巴特写的是假话，他正是因为讲假话才死的。后来我告诉你，有一天，在我家里，罗兰·巴特客气地劝我“回到”早期小说的类型，“那样简练，那样迷人”，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直布罗陀水手》。我笑了。你说咱们将再也不谈这个话题。我猜想这位杰出作者的书你已经读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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