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
——关于《情人》
〔法国〕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 注 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任职于海德堡大学，本文是他为1986年3月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法国研究院举行的讨论会提出的论文。——译者 王道乾译
玛格丽特 注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琴声如诉》（1958）、《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情人》（1984），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印度之歌》（1973），以及戏剧剧本《英国情人》（1968）等。——译者 ·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取得成功，有关她的作品的“可读性”问题立即为之改观。一直被看作是难以阅读，只有知音才可接近的作者，其作品现在进入了广大读者争相阅读的领域，并且在销售上打破纪录，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杜拉斯的作品甚至使文学批评家所持的态度也发生问题：过去是天机不可泄露，如今成了老生常谈；以前需要加以引导才能进入杜拉斯的世界，今天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了，理解杜拉斯的作品也成了异常复杂的事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引出一个双重性问题：一方面，人们追问，姑且借用那个出了名的说法，人们现在为什么不再害怕玛格丽特·杜拉斯了？另一方面，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也是多种多样的，仍须进一步考察人们浏览这部作品究竟是读什么或不读什么。
实际上，对于《情人》出版取得成功的关注，这就涉及畅销书某种特殊类型的问题，皮埃尔·诺拉认为这一类书与“协商确定”的畅销不一样，他认为这类书属于他们说的“非有意为之的成功”，也就是说，这种书脱出通常流通轨道远非始料所及。他说：
“畅销书的规律，是对其正常社会学领域的突破、违抗，书原本不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但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轰动。” 注 见1985年3月22日《新观察家》杂志，《与皮埃尔·诺拉的对话》。（译者按：此为原注，凡不加“译者”字样均为原注。）
《情人》的出版取得了轰动效应，对其特点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有着重要意义：畅销书这个用语从此就不一定带有贬义内涵，即认为这类书完全是一种制成品，它的使用价值无非是在我们社会商品流通中具有某种交换价值而已。在没有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情人》一书不是为商业目的而写这一点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最好不要把争论简单化。
从另一方面看，是不是读者群众方面发生了变化？对此，罗布-格里耶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有他的解释：
“有一类读者现在已经学会阅读我们的作品。不过……不是三十岁开始学习阅读的‘老人’。……我们现在更能和十五至二十五岁的读者平等相处了，他们阅读我们的作品似乎不存在原来那一类摒弃的问题。……读者的感受力好像已经大为发展，以致我们在自己的探索中越走越远，我们中每一个人已走到尽头，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追随前进。……其中有些人年纪很轻，感受力极强。我说过：有些人已不再提出那种类似理性定义的问题……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注 阿兰·罗布-格里耶，《超越模式》，与米·卡勒-格鲁贝尔的对话，《Micromégas》新小说专号，罗马，布尔佐尼，1982年第20期，第9页。
我不想与罗布-格里耶分享这种乐观看法，对于《情人》取得成功，我设想那是出于一种“误会”。也就是说，杜拉斯如果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写法，那么《情人》作为文本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就更加具有多义性，这将有利于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阐明种种阅读机制和读者阅读习惯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组织肌理。我们不妨再看看罗布-格里耶在谈到诺贝尔奖颁发给克洛德·西蒙，当初他在子夜出版社接待这位作家时，他是怎么讲的：
“由让-埃代恩·阿利埃……居间介绍，《风》的原稿送到我的手中。原稿中每两章就有一章是用来解释前一章的，后来我见到克洛德·西蒙，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不这么办，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就不愿意接受稿子。我加上这几章，目的是让其余各章能够通过，但按我的看法，这些章节毫无意义。’我对他说：‘删掉。他们不接受，出版者现成就有。’于是他把那些文字全部删除，稿子果然遭到拒绝，而子夜出版社却接受出版了。从此以后，克洛德·西蒙按照个人意愿写作，拒绝阉割他的作品，不再屈服于那种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了。”
如果上述轶闻是有教益的，而且杜拉斯也是在子夜出版社出书的幸运的作家之一，那就需要弄清对“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 注 见1985年10月18日《解放报》。 作何理解，这种观念又如何在现代性的掩饰下以不会引起怀疑为虚假的方法和恶劣的阅读效果来“阉割”作品文本。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