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在英美长期遭禁，直到1960年代才开禁的世界文学名著。当英国终于宣布开禁这本小说后，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常销至今。但比畅销和常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在劳伦斯苦恋着的祖国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其作者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时至1990年代，劳伦斯研究早已演变成一种“工业”，得其沾溉获得学位、靠研究和出版劳伦斯作品为职业的大有人在。劳伦斯若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
在中国，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介绍了进来。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欧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在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五十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不久就被禁。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学术与出版界对劳伦斯早就有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认识。
早期的各种报刊里对劳伦斯及其创作发表过一些评论，如1930年的《小说月报》第21卷第9号上的《劳伦斯》，1931年《世界杂志》第1卷第2期上的《劳伦斯的最后的小说》。而有分量的研究和介绍文章则集中出现在1934年，至于为何是在这个年份，则有待于以后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文章是孙晋三的《劳伦斯》(《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世界文学》第1卷第2期)，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第14期），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第19期，林语堂在文章中节译了该小说，其译文之传神精当，令后人难以超越)和《读劳伦斯的小说》(《人言周刊》第1卷第38期)。
孙晋三和章益的文章应该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扛鼎之作，其深度大致和当时的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同步，至今看来不少观点也不过时，应该说为中国的劳伦斯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与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同步的话，这要归功于这两位教授的背景：孙先生是当时稀有的哈佛博士、中央大学教授；章先生则是留美硕士，但研究范围涉猎广博，含科学和人文，亦翻译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其一大功绩是国共政权交替之际阻止了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这样两位德高望重之学者成为劳伦斯研究在中国的奠基人，足见当初的劳伦斯研究起点之高。
而从影响面看，林语堂和郁达夫的两篇文章则更为广泛，他们的文学地位和大作家的洞察是振聋发聩的，他们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做了深入的比较，认为前者对性的叙述是全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象征意义，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淫秽”。郁达夫还认为，即使是性的叙述，劳伦斯的手法也是高明的，“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而郁达夫当年所下的结论即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则更是空前绝后精辟，他高屋建瓴地给劳伦斯文学下了定义。林、郁二位文学大家对劳伦斯在中国的普及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他们的洞见和热情肯定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愈加彰显其英明。总之，在当初的中国，有这样四位大家几乎与国际文学界同步肯定和推介劳伦斯和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使国人在这方面的视野大为拓宽，也是中国文学家鉴赏水准之高的充分展示。
1949年后，劳伦斯被看作“颓废作家”，对他的介绍出现了三十多年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主流的独到见解。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时而是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赵先生广为引用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西方学者不可能如此行文，1930年代的老一辈不可能有这种文艺观。赵少伟行文之自然从容，可见他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了自己自然的话语方式。所以我说，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在“1949后”这个语境下是真正意义上的滥觞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也出自赵少伟之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