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韦宁格从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348。）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来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注：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第348页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着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注：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于1870年9月29日迁居伦敦。349。），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注：尤·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着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第26页。349。），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附图：的声誉（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附图：（见本卷第463页）。349。）。
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第349页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注：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指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88页，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意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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