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 页。编者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编者注）第572页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相反，他则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注：套用麦·施蒂纳的主要着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见注280。573。）。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着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的外表的态度。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的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第573页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着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3版第12章第5节第369页，可是，相反地，在这一节里恰巧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注：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注：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册第2章。编者注），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574页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注：参看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1卷第86页。编者注）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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