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刚刚上台三年，关东的七个刘姓诸侯王，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打着“清君侧”的名号发动了叛乱，已经和平了四十多年的大汉再次陷入血与火的战争之中。汉文帝是一个比较注重休养生息的皇帝，在位期间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带领大汉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而景帝刚刚才上台，也没什么行差踏错，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这个火药桶早就埋在了大汉王朝的地基下，那就是诸侯王问题。楚汉争霸的时候，刘邦为了夺取天下册立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后来刘邦为了稳固政权，又干掉了这些异姓诸侯王，分封了一堆刘姓诸侯王。等到吕后上台，开始打压刘姓诸侯王，换上了吕家的人。再后来吕家垮了，汉文帝上台，先提拔力顶自己的琅琊王刘泽做了燕王，又册立了自己的二儿子刘武为梁王。
可以说，汉初每次政权交接的关键节点，都是诸侯王势力大洗牌的时候。
但无论怎么洗，诸侯王这个角色是不会被抹掉的，因为新上位者一开始还是要靠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当皇位巩固后，诸侯王又变成了皇帝的一块心病。
主观上的血缘亲近无法抵消客观存在的潜在威胁，何况几十年繁衍生息下来，大家虽然都姓刘，但血脉和亲情早就淡薄，根本也亲近不起来。
对刚刚上台的汉景帝来说，除了封在梁国的弟弟刘武还算自己人之外，其他的诸侯王都是多少年也见不到，一见到就只能尬聊的叔伯大爷而已。偏偏这些叔伯大爷一个个还活得嚣张且滋润，不但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力还强大到让中央政府都感到威胁。
在关东的诸侯王里，吴王刘濞应该是最土豪的了。他的吴国靠着大海，通过煮海水熬成盐卖给别人就日进斗金。他还拥有好几座铜山，能自己铸造钱币，相当于一手开着专卖店，一手搂着印钞机。一个诸侯王实力这么强大，当皇帝的本来就不放心，更何况这个吴王和汉景帝还有一段解不开的血海深仇。
当年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吴国的太子刘贤来找他玩，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喝着酒玩着棋，本来挺开心的。但刘贤从小娇生惯养、蛮横霸道惯了，下棋的时候竟然和太子刘启吵起来了。可说到娇生惯养，蛮横霸道这种事，皇帝的太子没理由会输给诸侯王的太子啊。所以两个人吵着吵着火气越来越大，太子刘启抄起棋盘就给吴国太子开了瓢。结果吴国太子刘贤被一击爆头，直接就挂了。
太子失手打死了人，当然不用偿命，可吴王没了儿子那是非常生气，从此之后就和中央政府闹起了别扭，甚至开始密谋造反。
那么，点燃这场叛乱的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就是汉景帝主导的“削藩”。其实削弱诸侯王这事儿，汉文帝时代就开始了。
只不过刘恒同学装孙子的经验丰富，从来都是暗戳戳地动手，悄咪咪地找碴。
当年曾经和他竞争过皇位的齐国和淮南国都成了他下手的对象：齐王刘襄死后没多久，强大的齐国就被他拆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后来淮南王刘长企图叛乱又被刘恒拿下，死在流放途中，富庶的淮南国也被他一分为三。
汉文帝一出手，不但又稳又准又狠，而且都是师出有名波澜不惊。但汉景帝的功力和火候就差太多了。当时汉景帝最信任的大臣叫晁错，是景帝在当太子时的管家。他的个人忠诚度和业务水平是不必说的，但就是情商低，无论领导还是同事都不喜欢他。《史记》中形容晁错用了四个词——严厉、刚直、苛刻、狠心，由此就知道这人有多不好相处了。
当时另一位大臣袁盎和晁错闹得非常僵，两个人不但从来不说话，甚至都不愿意同框出现，总是一个来了另一个就走。后来晁错上台，就借口袁盎曾经接受过吴王的钱财，要把他论罪处罚，幸亏汉景帝网开一面，袁盎才躲过一劫，只是被贬为平民。
晁错整完了仇人，就准备整这些诸侯国了。他给汉景帝上疏《削藩策》，说削藩这事儿是削也得出事，不削也得出事，早出事还比晚出事危害更小。就跟脸上长痘痘一样，你挤它也长，你不挤它也长，早点挤痘痘小还不疼，挤得越晚痘痘长得越大，挤起来越疼。总之中心思想就是既然早晚得干，不如现在就干。
汉景帝把《削藩策》交给朝臣们讨论，大家都害怕晁错不敢发表意见，只有窦太后的堂侄窦婴表示反对，于是晁错和窦婴也结下了梁子。
当然窦婴的反对并不能动摇汉景帝削藩的决心，皇帝还是下诏削去赵国、胶西国、吴国和楚国等几个诸侯国的大块地盘，其中吴国更是直接被砍掉了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晁错这么搞，诸侯王的不满都达到了爆发的极限，连晁错的父亲都看不下去了，跑来跟他说，儿子，你这是想闹哪样啊？
晁错说，我不这么做怎么安定江山社稷呢。
父亲说，你只管刘家的江山，不管我们晁家的死活呗！见劝不动儿子，可怜的老父亲觉得接下来就是死路一条，回去就服毒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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