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了正式发薪的日子，我的工资表上写着38元5角。还了预借的16元，实际领到22元5角。加上还结余七八元钱，我的兜里总共有三十来元。
这在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第一次揣着这么多钱，就仿佛打了一夏天赤脚的泥腿子，忽然穿上了布鞋袜，那种感觉让人回味隽永。
拿到钱的当天，我乘交通艇上岸，到邮局去给家里汇了20元。我想像干装卸工的母亲收到这笔钱时的欣慰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动。
母亲是下大力的，她干的活连一般男人都觉得吃力。她所在的单位叫装卸营，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却偏偏按部队的建制，营下设连、排。从连排长到普通群众，全是清一色妇女。她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肩膀扛起了一个钢铁公司的矿石装卸车作业。
当父亲因工伤撒手尘寰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小弟上小学。大姐大哥刚从农村抽调回城，二哥还在北大荒的林场里，我们姐弟五人就像一串大大小小的倭瓜缀在母亲坚韧而苦难的藤条上。
小时候，我曾看见过母亲干活的模样。一群妇女们个个头戴风帽，围着垫肩，裹着一条斗篷一样的披巾布；装了矿石的小筐高高地越过头顶，她们一手攀住小筐的边缘，一手拽住小筐底下的一条皮尾巴，一步一个脚窝，爬上高高的矿石堆。倒下矿石，拽起小筐底下那条皮尾巴，再走回到铁路上的矿车旁。这一条人流有二、三十位吧？她们一连七、八个小时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卸完一个车。
那种印象是灰暗而沉郁的，没有在我的情感中埋下阴影，完全得益于母亲的乐观态度。母亲曾带着喜悦的表情和我们说到她的劳动。说起大雪纷飞之夜在铁道线上扛箩筐的感受：既遭罪又豪迈，有一点点伤感，又有一点点诗意。
她给我们带回来黄灿灿香喷喷的锅巴，那是劳作之余，一群妇女围坐在工地上的窝棚里，把饭盒放在烤火炉子上，用有意留出的剩饭炕的。锅巴炕得黄焦焦的，又脆又香，那是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点心。
稍大一点我读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描写主人公彼施柯夫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挽救沉船和大家一起扛了一夜麻袋，清晨到来，由衷地感到一阵劳动的喜悦。这时我就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走上矿石堆的样子，我感到母亲是伟大的，劳动是伟大的。
失去父亲的家庭倒了擎天大树，母亲一手拉扯我们姐弟五个，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说，她记得总是在下班的路上买那些“倒包的”豆芽瓣子，回家掺上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炒成一盆，作为一家数口唯一的菜肴。母亲说豆芽瓣子虽然便宜，却比豆芽茎营养更好。
我初中毕业，以4门功课31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许多成绩好的同学升入了高中，不上高中也选择中专，我却选择了一所中等技工学校。因为技工学校不仅免收学费，每月还有16元5角生活津贴。除了包伙用去15元，另外发下来1元5角供零花。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师范，师范也有津贴。可是我对教师生涯心存敬畏。我更喜欢流动的生活，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在我报名的学校里除了南京河运学校，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苏州铁路司机学校的。
我的班主任老师想法显然不一样。她是个肤色鲜艳的大连女子，穿着时髦，被同学们取了外号叫做“三包一尖”。人虽洋派，还有点娇骄二气，心肠却是热火的。她放下尊贵的架子来到我家，劝说母亲让我上高中，因为“杨光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母亲非常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却是铁了心，要尽早飞出家门，独自走上谋生之路。就这样，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二年后完成河校学习，正式加入水手生涯。
终于，我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这是一个心灵上的盛大节日。我给母亲寄钱的时候，感觉无比快乐。如果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奉献”是一句大话，那么大话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话。一般来说，人们无法从奉献中感觉到幸福，说这话的更多是矫情和作态。假如，一个人真的从奉献中体会到了幸福的话，那是一种最纯粹、最高级的幸福。与它相比，其它世俗享乐构成的幸福，就好像从喜马拉雅雪峰向下俯视，再青葱别致的山峰美景也是“一览众山小”了。
曹志高拿到钱的第一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
八十年代初，*中盛行的草绿色军装已经过气了。草绿色显得村气，不再是时髦的颜色。在青年中一度流行起来的是学生装。学生装左胸一个敞口的兜，下面两个带盖的兜，衣领做成下垂的叶尖形，好像两只耷拉下来的狗耳朵。最要紧的是它的颜色是比较高贵的藏青，显得沉着和庄重，又透着一点儿俏皮和变化。
马军在河校上学时就有这么一套。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团长转业的老子舍得在他身上下本钱。马军个子高，虽然长的算不上多么帅，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靠衣装，马靠鞍装嘛！马军穿一套新潮的学生装，在学校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仅我们这些男生羡慕，更引得全校仅有的船电班八名女生经常向他飞媚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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