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新来的厨师姓王，五十开外的年纪，身材微胖，保养得很好。老王喜欢巴结领导。给领导舔了腚沟子，心里头别扭，就跟小水手撒气，尤其对我粗暴得很。
有一回我上餐厅吃饭，发现我用的33号饭盒不见了。我在蒸饭柜里上上下下找遍了，就是没有我的饭盒。在厨房的旮旮旯旯又搜寻一回，还是没有。
问厨师老王。老王气哼哼地说：“我是代你看饭盒的呀？”他发给我半筒面条，让我自己下面吃。连菜也不给，借口“分完了！”。
我正笨手笨脚的煮面条，曹志高来了。他真诚的非常气愤地骂我：
“你真是松包！干嘛自己下面条？先从蒸厢里随便拿一盒，吃就是了！管他妈的是谁的。吃了再说！”
我也觉得自己表现得太孱头！为什么无缘无故没有我吃的饭？
邓竹友说：“一定是有人欺负你，把你的饭盒藏了。”
果然如此。因为下顿饭，33号饭盒又神头鬼脑的“自动”冒出来了。
欺负人的事不只一件。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退稿信。三副金银宝把这封厚厚的信交给我时，信封已被拆开了。我问，谁拆了我的信？金三副假惺惺作出友好姿态说，他拿到信时，信封已经破损，他一时好奇就打开来看了看，没有再给别人看。
我非常气愤，却被他的伪善哄骗了，一时不知道怎样表达。
第二天，毛红光在闲谈中问起我写作投稿的事。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投稿呀？毛红光说：“三楼上差不多人人都看过你的退稿呢。”
我的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好像被人用粗砺的沙纸磨过。
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为了摆脱苦恼阴影，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学习，企图用学习麻痹我敏感的神经。
每天，我跨过长江2057号与驳船之间的船裆，在驾驶台上三五双眼睛的注视下，拎着一只黄书包走到最前方的驳船生活舱去。我知道一些人对我这样做非常恼火，但我不怕，我就是要示威一般在他们眼皮底下走上前去。其实，低调一点，我可以不被他们看见，到位于驾驶台后方的最后一艘驳船的生活舱去。可是，一来因为后方与顶推轮机舱挨得近，巨大的轰鸣声令人心烦意乱；二来也是故意要让那些看不惯我的人气恼，我就一直走到最前方的驳船上去了。
最前方的驳船舱里静悄悄的，仿佛一个世外桃源，静得只听见江水在船舷两侧哗哗激溅的声音。这里不仅是我学习的课堂，也是我释放性压力的天堂。那个巨大的木质舵盘见证了我疯狂的自渎，一次次把自己送上喜悦的巅峰。这里还是我为自己选定的避难所，是我逃避人们的恶意侵害，为自己舔舐创伤、喘息并安心的地方。我经常在这里读书到深夜。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夜盲的危险，我买了一只可以发光的钥匙扣，轻轻一按，一只绿豆大的电珠发出萤火虫般的绿光。光量虽少，于我足矣。
因为读书减少了睡眠，我睡得特别死。遇到夜晚编解队作业或者靠码头，往往一遍叫不醒我。有时叫着答应了，其实并没有醒，人一走又睡着了。
不用说，这是我的错。但是，一想到我因而受过的伤害，想到面貌堂堂、鼻子略显鹰钩的二副郑琰，他那凶神恶煞的表情，他那又尖又高能把人吓出病来的嗓门儿……。我觉得不必再检讨了。
有一次，夜晚2点，船到临湘锚地解队作业，我感觉刚刚躺下还没睡稳，邓竹友就把我摇醒。我迷迷糊糊答应了，闭着眼睛坐起来，套上一件毛衣，可是他一走，我又一头歪倒了。眼皮重得睁不开，似睡非睡，感觉仿佛在昏迷中，我的床前突然炸雷似的一声巨吼：
“死鬼！”
我“嗵”地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好像抽风一般。二副郑琰，像钻出山洞的牛魔王，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张开血盆大口，在我的耳边哇拉哇拉大叫。他的手指直戳到我的脸上，我不住地往后偏着头，以防他那藏满污垢的指甲剐到我的眼珠子。我迷迷瞪瞪地听着他锐利的尖叫，意识到他在训斥我。我一边急速地穿衣，一边感到头脑里有一根筋快要被他扯断了。趁着还没有“崩”地一声断掉之前，我从他的手臂下钻过去，逃到甲板上去了。
这样的一幕上演过不只一次。有时候，同舱的水手一两声喊不醒我，同样也会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声，吓得我一屁股弹起来。按道理，扮演牛魔王的应该是水手长胡裕海。胡裕海这个长得像胡汉三的家伙，跟那个地主老财一样呲着一副大板牙，腆着一个大肚子，他也同样训斥过我，只是中气不足，对我的耳膜造成的损伤不如郑二副来的那样深刻。
只有邓竹友，在这种时侯才会小声呼唤，拍我的肩，或者摇我的枕头，而不是让我在惊吓中猛醒。我很感激这个爱玩小帽子的朋友，虽然船员们多半有点瞧不起他，认为他脑子里“有屎”，孬不痴痴、一副呆相。
我有时想，为什么那些堂皇的、体面的、令人敬畏的“大人物”常常给我带来伤害，而邓竹友这个懦弱的、病态的、被人鄙视的“小人物”却给我同情和关怀？我认识到，人的力量有体力上的，智力上的，精神（思想）上的，和心灵上的。它们的关系依次递升。邓竹友论智力不如别人，论精神（思想）不如别人，但是他却有体力，更有一颗宝贵的心灵。
有鉴于此，当邓竹友意外死去，我对他的怀念格外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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