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跟着顺娃来到了一个叫做宝兴的县城。顺娃在县城的西南角摆了一个小摊，专门给人刻章子。
刻章子是个冷门生意，只有识字的人才刻章子，那时候识字的人很少，所以，要刻章子就必须要把摊子摆在学堂门口呀衙门门口呀，这里面都是识字的文化人，就像很多年后有了邮局，邮局门口一定会有一个代写书信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手中拿着一管毛笔。要是代写书信的老先生把他的摊子摆在纸花店门口，肯定没有生意，谁会给死人写信？
做生意有门道，选址很重要，开饭店的不能挨着公共厕所，开药材铺的不能挨着棺材铺。刻章子的不能挨着城墙角，那时候识字的人本来就少，你挨着城墙角，谁会注意到？
但是，顺娃的生意不是靠给人刻章子的，他是做旧业这架机器中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虽然很不起眼，但是作用很大。
顺娃也刻章子，也当眼线。
距离刻章子摊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字画店，顺娃真正的生意在这里。
我刚刚来到宝兴县的第一天，顺娃就扔给我一块杜梨木，他说：“把你的名字刻出来。”
杜梨木是专门用来刻章子的木料，这种木料质地坚硬，不怕虫蛀。虫子闻到杜梨木这种特殊的气味，就退避三舍。
我拿着刻刀，三两下就在杜梨木上刻出了“呆狗”两个字。顺娃说：“刻得很不错，以前学过？”
我说：“没学过，在私塾学堂里自己刻着玩的。”
顺娃说：“那好，以后我让你刻什么，你就刻什么。”
当天下午，顺娃让我刻印“八大山人”四个字。我问八大山人是谁，怎么名字还是四个字。他说是一个画家，很有名气的。我问是不是在宝兴县城，他说早就死了。
我问：“一个死了的人，还要什么印章，他早都不需要印章了。”
顺娃没好气地说：“不要多嘴。少说多听，是我们做旧业的规矩，记住了没有？”
我只好说：“记住了。”
“八大山人”四个字，我很快就刻好了，顺娃从我手中接过印章，看了看，觉得很不错，就让我送到旁边那家字画店里。
字画店里有一个中年人，留着两撇胡须，应该是老板，还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可能是学徒。我对那个中年人说明了我的来意，中年人让我走进柜台里，打开后门，走到后院。后院的地上，我看到铺着一张绘画，足足有一米长。
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画？画了这么大？”
中年人说：“这是花鸟画。”
我问：“谁画的？画得真好。你看这鸟，都快要飞了；你看这石头，看了都想摸一把。”
中年人说：“八大山人画的。”
我觉得奇怪了，顺娃说八大山人早就死了，怎么他又会画这么大的一幅画。而且，这幅画的纸张是新的，显然画成不久。难道八大山人还活着，是顺娃在骗我？
我正在低头观赏这幅画的时候，后院房子里出来了一个老头，干瘦干瘦，个头又小，他指着我问：“这是谁？干什么的？”
中年人说：“是顺娃的徒弟，不是外人。”
老头又回到了房间里。我觉得这个老头挺神秘的，我看个画，你就发那么大脾气，至于吗？我悄悄来到窗口，看到那个老头正在案几上作画，快要画完了，摊在案几上的那幅画，和院子里铺在地上的这幅画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鸟，都是一样的石头。
哦，原来他就是八大山人。顺娃一定和这个名叫八大山人的人有矛盾，就咒他早死了。可是，他为什么要起这样奇怪的名字，而且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大，名不副实。
在顺娃这里，我每天都很清闲，顺娃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来的时候，也不在刻章子摊子前待多久，更多的时候是去那家字画店里；他不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顺娃每次离开前，都要给我叮咛一句：看到有生人来到城墙角，要赶紧告诉字画店。
字画店这些人在干什么？不就是卖字画的吗？干吗会这么紧张？
在我来到宝兴县半个月后，有一天，顺娃把我带到了城隍庙前的一个巷子口，把一个用床单包着的长条纸盒塞在我怀里，他说：“站在这里别动。”然后他就消失了。
那天是元宵节，城隍庙前人山人海，杂耍的，卖小吃的，卖玩具的，在城隍庙前摆了很长的一串。大街上的每个人都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人人喜气洋洋，孩子在人堆里乱窜；小伙子专往女孩子堆里挤；老太太拄着拐杖，看起来浑身是劲，就是脚步迈不开；老头子叼着旱烟袋，脸上笑眯眯的。
我正在入神地观望着，顺娃不知道又从哪里冒出来了，他悄悄告诉我说：“看见左手边那两个人没有？一男一女，男的穿西装，女的穿长裤。”
我向左手边一看，就看到了这一对男女，他们无论从穿着，还是从神态上，看起来就像从大城市来的人。他们皮肤白皙，而这里的人因为风吹日晒，皮肤黧黑。他们走路的时候昂首挺胸，那个女人更是把奶子挺得很高，颤颤巍巍的，一点也不嫌羞；而我们这里的人走路的时候都耸起肩膀，身体前倾，像个大猩猩一样，而且我们的衣服都很宽大，穿上后都看不出体型。所以，我一眼就能够从人群中看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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