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相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相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相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当政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结果，谁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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